中韩民间“泡菜之争”原因分析

2021年7月22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训令，规定在韩国要将“??”翻译成“辛奇”，取代既有的中文译名“泡菜”一词，此举在中韩民间掀起了新一轮的有关文化归属问题的“泡菜之争”。韩国民间部分反对泡菜起源于中国的声音是没有根据的：从宏观层面来说，中韩民间“泡菜之争”是韩国在其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与我国发生的一个小的文化冲突事件；从微观层面来说，它是“泡菜”与“??”语义建构不协调导致的一个语义冲突案例。其实，既有的“韩国泡菜”“辣白菜”等词汇更适合“??”的语义，既能避免语义不协调问题，又能缓解“辛奇”所带来的文化冲突紧张感。     

试论明清漕粮由河运转向海运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南粮北运关系国计民生。自隋唐迄明清，运河一直为南北物资交流大动脉。明清定都北京，财赋仰给于东南。为解决国家军费与宫廷食用，每年沿运河从江南转输四百万石左右漕粮入供京师，故视漕运为天庾正供，军国大计。康熙曾把漕运、河工、盐政视为国家三大政，书于宫廷廊柱。但在明后期和清中期，由于黄河水患与漕运积弊影响，河运危机不断，并在统治集团内部两度引起继续沿用传统的河运还是因时制宜实行海运的论争，结果以转向海运而告终。探究明清时期漕粮由河运向海运的转变，对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从“问题之谜”到“范式之争”及其超越——一个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李约瑟难题”再次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热烈探讨，但与研究热情的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普遍共识的缺乏。这种研究共识的缺乏由“问题之谜”与“答案之谜”两方面造成。通过对“问题之谜”的梳理，可赋予李约瑟难题以当代意蕴， 并为“李约瑟难题”的当代转向提供新的解读空间； “答案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陷入“范式依赖”而导致的“范式之争”的学术藩篱。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超越范式之争的解释框架，通过将不同的解释置于一个共同的因果场中以求得共容。     

宋学不尽义理论

汉宋之争是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学界一般认为，宋学主义理，汉学主训诂，但这个预设的理论框架是主观的。汉学、宋学虽有消长，但并非全然对立。汉宋之争始于清，但清人治学并不分汉宋。考据学者多主张本根在义理，戴震也惑于汉宋之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者，解经虽重经义阐释和发挥，并未摒弃训诂和考据。汉宋之争的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主从之别，二者并无天然的鸿沟，更不存在这样两个对立的学派。清代汉宋之争的原因与科举制度关联度很高。     

近代城市社区公产变易与地方权势演变 ———广州文澜书院产业案探析 (1925—1936)

1929 年 8 月, 广州文澜书院管箱绅董罗崧藩被时任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程天固拘禁, 被迫交出该 书院产业的全部契据。 随之, 广州市政府宣布将该书院全部产业收归市有并予以整理投变。 在该书院产业从 “民间社区公产” 变易为 “市有公产” 的过程中, 当地省市政府、 市总商会、 地方党部、 社会团体与地方法 院皆牵涉其中, 展示了当时城市社区公产变易的具体过程以及地方各新旧力量围绕地方公产展开较量争夺的 复杂情状, 揭示出诸多与既存研究相异或此前被忽略的新面向, 由此反映了自清末新政启地方自治始至辛亥 鼎革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倡行 “以党治国” 等大变局下, 地方公产变易与地方权势演变的互动态势, 并折射出近代中国地方公产变易的基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