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诗话对诗“气”认识之探索

明清诗话将多变而冗杂的诗之"气"理解为大自然或人体之气,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创作心理与倾向,是一种成熟而务实的诗歌理论心态。在对诗气的探索之中,有如寻求隔水蒹葭之伊人,挫折中折射出了一缕淡淡的迷茫。然而正是在这百折不挠的探寻之中,才使人深切地感受到:其探索的过程和经验,实为后人诗歌创作竖起了一面泽被百代、可资多方借鉴的铜镜。     

论台湾图像诗——从艺术表现论的实验性层次谈起

台湾图像诗产生于台湾现实生活 ,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探索浪潮中的产物 ,虽然只是一现的昙花 ,但它较之“千年一贯制”的古典诗歌 ,在话语空间与符号编码上作出了越轨式的突围 ,在我国台湾新诗发展历程中的功绩和作用不可磨灭     

“诗缘情”新辨

关于“诗缘情”中其“情”含义的阐释 ,历来褒贬纷纭 ,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与诗论开山之祖的“言志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实际中揭示其“情”的含义。循着这一思路 ,不难发现“诗缘情”实是一种新的文学观 ,其“情”主要指物感之情 ,一己之情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 ,使文学走向最终的自觉。     

小说《恶心》的思与诗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阐释生命意义的诗性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是追问人生价值的哲学言说。小说《恶心》就是思与诗密切相依的典范。它昭示了人如何从萨特哲学对本质所界定的事实性否定命题通向对存在所设想的价值性肯定命题。     

“人面桃花”的衍变

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经孟的《本事诗》一落实、渲染，人面桃花的故事遂广为传布。宋金元时期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今不得见；就明清时期此题材的戏曲创作而言，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谨守《本事诗》规模，情节简单，重，点突出，注重人物心理刻画，但有单薄之嫌；一是增添人物事件，内容繁复，排场热闹，但却愈来愈远离人面桃花故事的重心，甚至喧宾夺主。这是人面桃花故事题材本身的某些先天性不足所致。若变换一个角度观察，则后一类剧本中之喧宾夺主者，实际上已经变为另外一种剧作，也自有其独立存在之价值。     

毛泽东品评诗歌的理论与方法

毛泽东品评诗歌,主张"先钻进去",然后"再爬出来",做到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将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结合起来;他认为"诗有达诂",赏诗者应"以意为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赏诗过程,也是一个诗境与赏诗者心情相统一的过程,即寻觅知音的过程.     

略论苏轼与尹善道

苏轼与尹善道都集政治家、学者、诗人三种身分而著称于世,都有出仕—流配—隐遁之人生经历。儒佛道三教合一思想是苏轼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而儒家处世观使尹善道始终如一地坚持山林与朝廷一体论,这正是尹善道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诗骚传统艺术精神的绵延--论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

注重抒情的中国古代诗骚传统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影响了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创作。本文从小说的结构、审美、语言以及抒情性四个方面来考察这种影响。     

乾隆皇帝茶诗与中国茶文化

中国封建帝王的生活方式多与茶结下不解之缘 ,其中乾隆皇帝《御制诗集》收录有近 2 0 0首茶诗 ,为中国历代茶诗之最者。文章从乾隆皇帝茶诗说起 ,纵论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 ,开拓了中国茶诗与茶学研究的文化视野 ,认为茶诗是中国诗文化与中国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是中国文人饮茶之习的生活情趣和审美理想的诗化 ,是中国茶文化美学的艺术结晶与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