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歌中的伤逝意识

晚唐诗人李商隐,文名早就,诗人也渴望以己之才兴家展志,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然而终于“贤士失志”,志业一一终成画饼。加之早年家境影响下最初忧生意识的积淀,使得李商隐少年自许的骄傲逐渐退居一旁,生命意识开始潜滋暗长。间或从幽隐的心之角落,伸出敏感的手指,敲响了伤逝忧生的悲哀钟声。     

五代广西文学论

五代广西文学是广西文学史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上承唐代文学的优良传统,五言律诗的形象思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产生了不少名句,也使七律登峰造极;下启宋代文学的先河,词人的继出,辞赋家的出现,都使重视音韵学的宋代骚坛增添了异彩。尤其是群体诗人的形成,骚人墨客之间的文学交往及其创作活动,对文学的持续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诗论的问世,也有其积极的影响     

试析钱谦益对胡应麟的评价

明朝后期的胡应麟在文学理论及治学方面颇有建树。钱谦益站在贬斥文学复古思潮的立场上对他的评价有失客观和公允。因为 :1.胡应麟和王世贞的交往实以王世贞对胡氏才学的赏识为前提 ;2 .《诗薮》虽有附会《艺苑卮言》之处 ,但多卓识独见 ,不失为一部自成体系的诗话力作 ;3.应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胡应麟对明诗的有关论述。     

诗的典型不是什么——对几种诗的典型观的质疑

本文认为:第一,诗的典型不能归结为诗人自我的典型形象,因为并非所有诗都有诗人自我形象,看不到诗人自我形象的诗,未必不具典型意义;即便部分诗确有诗人自我形象,这类形象在实体性和具体性方面,也不可等同于叙事戏剧作品的典型形象。第二,诗的典型也不能归结为意境,因为就内涵而言,意境主要是一个表示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概念,与典型作为表示个性与共性关系的概念是不同的;就外延而言,意境是一个有严格的历史文化规定性,有更多与中国古典诗词相联系的特定概念,与典型作为适用于各类艺术和诗的普泛概念也是不同的。     

从换韵看王令《梦蝗》诗的情绪变化

换韵与情绪宣泄关系十分密切,从王令《梦蝗》诗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从《梦蝗》诗的换韵中人们可以有效地把握王令诗的情绪节奏变化特征,真正理解作为"蓄含悲愤"而又"笔力恣肆"诗人的情绪结构本质。     

苏轼佚诗辨伪

本文通过对《苏轼诗集》和《全宋诗·苏轼诗集》中的苏轼佚诗《秋日寄友人》进行考辨，认为此首诗歌不是苏轼的佚诗，应是北宋初期张泳所作。另外．考察发现吴宗海先生所辑佚的《苏轼佚诗三首》都已收入《苏轼诗集》，仅是诗题不同而已，属于重复辑佚。     

聚宝盆里的人类遗产

四川历来是富庶悠闲、别有洞天的旅游佳境，被古人誉为“优游天府”。“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于公元669年5月“自长安观景物于蜀”。写下了“入蜀纪游诗三十首”，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巴蜀旅游史上以旅游为目的地、个人旅游的最早记录。在他之后，诗圣杜甫入蜀，带着中原人的文化眼光，忽然感到蜀中是山川习俗迥异的“别一世界”。直至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盂入蜀，还写下了这样的观感：“入四川更惊其人工生产：入其野，桑麻遍野，井井有条，其农之勤可知。入其市，人工制造的物品，陈列满场，且发运他省者相望于道。此等绝妙未经开辟的舞台，如加点缀，即可成为一东方的巴黎。”     

论新诗(1917～1949)历史发展的分期

文章着眼于新诗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并结合社会历史发展对文学发生的影响 ,通过对新诗流派嬗变轨迹的综合把握 ,考察了诗人群体的兴衰、诗歌体式的更迭、创作方法的演变等新诗特质 ,确立了新诗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的分水岭 ,从而把新诗 (1917～ 194 9)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发展时期 ,并分别就每一个时期的主体诗潮特征予以简要的论述     

杜甫“行”诗之“变”的音乐涵蕴

杜甫"行"诗,从篇章到句式改变了初唐歌行的体调特征,独构新格.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当时歌舞大曲盛行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基于对音乐的敏感与对"乐府"传统的弘扬,杜甫创作"行"诗,内容上追踪汉魏行曲歌辞讽刺时事的关刺功能,结构上借鉴歌舞大曲多解组合以及行曲"简单而刚健明快"的特点,达到了声律与情感的契合.可以说正是杜甫充分吸收当代歌舞大曲的结构特质与音乐风格,以其"语不惊人死不体"的精神,结构了富于魅力的"行"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从而为他在诗体发展史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黄钟大吕，末世强音——浅论南明诗

南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既短暂而又特殊的时期.它使许多汉族士人产生一种天塌地陷、亡国灭种的战慷,一种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这也使得文人墨客、官宦士人由此而惊醒、振作,他们一改晚明以来公安、竞陵之习,大倡前后"七子"之风,重新拾起"诗言志"的传统,用诗歌来反映时政、描写现实、抒发怀抱,更用诗歌来呼吁救亡图存,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从而奏响了黄钟大吕般的末世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