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

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从乡绅到中农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般论者认为,乡土社会即使有过士绅,随着近代国家的建构和当代国家对乡村的长驱直入,他们也消失殆尽。 但是一些对乡村精英研究的缺陷是被去领土化视角下的政治观念史所左右。 在此前提下,一些政治观念的长期影响遮蔽了具体时空下的实况。 本文与上述研究的路径不同,以地势民族志方式,研究乡村领导和社会秩序。 基于最近 60 余年的地方历史,本文试图勾勒出从乡绅到中农,甚至到 21 世纪自然村社会中隐然延续的结构。 论文将探索在 60 余年间,国家通过政治 / 组织路线,对血缘 / 地缘的村落社会进行重新编织的基础上,自然村 / 村民小组及其领导人对于基层政治生活和社区维系的重要性。     

重新反思中国村民自治——竞争性威权主义的视角

民主原则是村民自治的精髓,但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由于多种原因,村民自治进程遭遇到了一系列困境,民主精神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越来越淡化,而与此同时威权主义的色彩却逐渐浓厚。重新反思村民自治,竞争性威权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如何摆脱竞争性威权主义的陷阱,走向真正民主的治理,是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一道难题。     

浙江省基层自治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浙江省进行调研总结出现浙江省基层自治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国家政策和浙江省实际状况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     

我看十年

村里变样了江苏东台市甘港村党委书记刘怀仁说:"我今年56岁,是土生土长的甘港村人,当了20年的村书记。甘港村地处里下河地区,地势低、水网密,过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民田里长的东西卖不出去,外面的东西也很难进来,每年汛期农田变沼泽造成大面积减产。近10年来,国土资源部门先后在甘港村实施了4次土地复垦     

村支书在村委会兼职对村民自治效果的影响——基于民政部全国村民自治抽样调查的分析

基于民政部2005年的全国村民自治现状抽样调查数据,对村支书在村委会兼职对村民自治效果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村支书在村委会兼职显著地提高了村治效果;村支书在村委会兼任主任或副主任对村治效果没有显著影响,但兼任一般委员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一般委员是村支书的最优兼职模式。这一结论对于恰当处理农村"两委"关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也从实证角度对"两委合一"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自治·历史·制度与权威——读《制度空间与基层权威生成》

《制度空间与基层权威生成》一书是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核心问题的一次检阅,其对自治的思索、历史的梳理、制度的考量、权威的评判都是深入而细腻的,其间虽有理论追索的困惑与纠结,但是其对制度影响下的权威的现实勾勒依然因为真实而生动。     

班子拧成一股绳青山绿水化金银

"上帝关上了一道门,必然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对人均耕地不足二分、多数村民生活在陡坡上的山西长治市壶关县大河村来说,青山绿水正在变成金山银山.通过近30年的自力更生,这个有名的穷山村正在2016年摆脱贫困.在村党支书王文周带领下,村民齐心协力发展旅游,旅游业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另一扇窗".     

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以成都“村民议事会”为例

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税费改革以前,村民自治具有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承载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期许。面对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陷入的困境,四川省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有效结合的路径,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由选举向治理的转型。基于"成都模式"的启示,地方政府应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农民参与,实现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共赢,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