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的现状、特点及改进建议——基于93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对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的93份有效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涉外一般侵权案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规则存在扩大化适用的现象,法院未正确处理特殊侵权规则与一般侵权规则、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关系,导致法律适用错误;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法律推理过程错误。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缺乏选法理由,直接援引法条作出裁判;另一方面,说理过于简单,法律推理混乱,如存在适用第44条中不存在的系属公式、未审查当事人是否达成选法合意、未对"经常居所地"进行认定等问题。因此,我国应细化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规则、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加强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并构建多元化涉外纠纷解决机制。     

高潮与高调:国民政府初期时论中的“民族复兴运动”

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但民族复兴思潮发展到"民族复兴运动",则是1931年以后之事。它率先起于民间,本只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国民党一方面输入传统儒家精神,一方面公开鼓吹独裁救国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在多种合力推动下,1930年代中期"民族复兴运动"进入舆论论述高潮。这些论述涉及到"民族复兴运动"的总体阐释,也涉及如何结合各自的行业或从事的事业贡献于"民族复兴运动"。时人迫切希望"运动"能落到"实处",但落实不易,"高潮"成"高调"。     

我国通用航空法律制度问题分析

随着《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陆续发布,我国通用航空的市场已经逐渐明朗.与巨大市场形成反差的是我国关于通用航空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要保障通用航空的健康发展,认清我国通用航空现实的法律状况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是较为可行的方法.     

论乡村治理中的资源耗散结构

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来说,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资源耗散结构的形成与约束,始终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完善基层治理体制绕不开的问题。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并随后大规模向农村输入资源,但一个新的资源耗散结构的形成,蚕食了国家输入的各项资源,使乡村治理陷入新一轮困境。要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实现国家与基层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关键在于改变资源输入体制、激发村民自治活力、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村中间阶层、增强基层社会自主性。     

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迷雾中的抉择:创新背景下企业管理者悖论应对策略与路径研究

随着企业创新活动的不断深入,管理者如何感知和应对悖论,从而进行有效的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本文从意义建构视角出发,以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扎根理论分析建构出管理者悖论应对策略选择的具体过程。研究发现:(1)当管理者进行矛盾处理时,可以采取整合型和分离型两种应对策略。(2)管理者对于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影响其悖论应对策略选择。当管理者对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不平衡,将采取分离式悖论应对策略;当对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平衡时,管理者的悖论应对策略选择受到资源冗余程度的影响。(3)当注意力配置均衡时,管理者受资源冗余或匮乏两类情形影响会呈现出两种不同应对策略。当组织资源冗余时,管理者对于组织悖论感知较弱,会形成分离型悖论应对策略;而资源匮乏时,管理者对组织悖论的感知较强,但所采取的悖论应对策略受悖论思维的影响。(4)当管理者悖论的感知较强时,若管理者具有悖论思维,并产生积极型应对倾向,将采取整合型应对策略;若管理者不具有悖论思维,将产生防御型悖论应对倾向,采取分离型应对策略。本文研究成果丰富了领导行为相关理论,同时对管理者应对组织悖论具有指导意义。     

“水灯泡”

阿尔弗雷多·莫泽是巴西乌贝拉巴一家小型机械厂的机修工人,业余时间喜欢搞一些小发明。由于巴西电力资源紧缺,南部地区的一些小工厂经常停电。每当停电的时候,老板都会叫他去车间检修机器,确保开工时机器运转正常。     

历史变局、国家兴衰与发展之路——三次千年变局叠加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每当先进的发展制度开始取代落后的发展制度时，整个世界格局就会进入重大的转换阶段。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变局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并深远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中国作为前两次历史变局影响的客体，曾经既是先进发展制度取代落后发展制度的受益者，也经历过作为落后发展制度主体而被先进发展制度冲击的过程。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先进发展制度与落后发展制度交替的历史变局阶段，作为第三次重大历史变局的主体，在三次千年历史变局叠加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认识、适应并改造利用前两次历史变局的经验与教训，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领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决定中国在本次历史变局中能否顺利成为先进发展制度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