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     

汉代中国与托勒密埃及的点滴交往

作为世界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埃及都不是孤立和闭塞的。两国不仅和各自周边地区早有密切往来,而且至迟在公元前2—1世纪,汉代中国和希腊化的埃及(即托勒密王朝)就有了直接往来,这也见于历史资料并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两国间的海、陆两路往来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简述陆九渊的经学思想

南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对传统经学采取尊重与怀疑的辩证态度,这是由他立学的宗旨和问学的态度决定的。他主张自立、自得、独立思考、大胆疑问,也因此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精神,创立了心学一系。象山经学可说是传统经学的心学化。其心学开一代学风,对推动中国学术的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汉代社会教化模式探析

社会教化是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统治的重要方式。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社会教化,通过发布诏令、行为示范、兴学定制、设置三老以及发展私学等措施来推行之。这些措施保证了汉代社会教化的顺利实施,而且形成了为后代社会所继承的模式,从而对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试论汉代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在汉代文学史上,与苑猎京都大赋和抒情言志赋保持同样均衡发展态势的还有咏物赋。而且和前代文学中的咏物描写相比,西汉及东汉初期的咏物赋在独特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比附颂德的特点,它们强调德行使物象发生的情态改变,有一个自上而下施德的转折,所以其歌颂的对象是以帝王为主。而东汉中后期受时代变化的影响,有些咏物赋开始藉外物来抒发赋家内心之胸臆,有些则增加了对物象本身物质形态的描绘,而且在尽物之态的同时还流露出一些审美观照,将赋家的内心体察以及物象特性巨细无遗地表现出来。而汉代咏物赋这种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的转变,正可使我们捕捉和把握到其中所体现的时代、文体以及赋家思想的变化轨迹。     

清代中叶今文经学派学术思想论略

清代乾、嘉、道、咸时代的今文经学,在政治哲学和学术思想两方面对古文经学展开激烈攻击。在学术上,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家对《春秋》三传、《尚书》、《诗经》、《礼经》等儒家经典,以及中国经学史、学术史上若干重要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识,并进行了大量论证。由于时代的变迁,清代今文经学在诸多方面均与汉代的今文经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对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汉代赎死制度研究

汉代赎刑中的赎死可以区分为"独立赎刑"性质的赎死,以及"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独立赎刑性质的赎死主要存续于西汉初期至吕后时期,执行方式主要有以金赎死、以钱赎死及以爵赎死。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在西汉初期鲜有记载,盛行于汉武帝时期,后一直延续至东汉时期。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执行方式则更为丰富、灵活。通过对《张家山汉墓竹简》《史记》《汉书》及《后汉书》的研究,两汉时期赎死制度的施行情况得以较为清晰的呈现。受特定社会条件的影响,两汉赎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汉代画像石墓中的画像布局及其意义研究

在现代社会,考古是走进历史,验证历史的一个很好手段,随着我国考古技术的发展,很多历史得以验证.根据考古发现,在我国汉代,人们也存在着独特的丧葬习俗,尤其是对于一些地位显赫的人来说,会为自己建造石墓,并且在石墓上面还会进行画像的雕刻和创作,这一发现使得人们对石墓的画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对于石墓画像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汉代的风俗与文化,同时还可以对于石墓主人进行考证发现,帮助考古人员揭开汉代的真实历史面貌.     

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瘟疫研究

两汉时期的中原地区是瘟疫高发区,尤其是东汉中后期出现了疫病高峰,导致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造成经济萧条,引发人们的信仰危机,给中原大地社会、经济及家庭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诱发瘟疫的因素,主要有生态环境的失调、寒暑错时、乱世混战及民众的不良习俗等所致。为了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救治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有效防治疫情,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疫情,给生还者以心灵安慰,为灾区疫后民众的生活重建和生产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