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党”之我见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治国必先治党,“以德汉国”必先“以德治党”。“以德治党”要注意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建国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历史功绩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的主要功绩是制定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了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战略任务;提出了"法庭一万年都要"的重要论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的主要功绩是强调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揭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及其深刻内涵;提出了民主法制化的战略任务;确立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治国方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的主要功绩是提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目标;作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决策.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6．25讲话心得

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于创新，讲话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高度概括了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若干问题，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和大政方针，充分反映了我国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第一段]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论如何正确借鉴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治党治国经验

西方社会民主党是世界政坛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借鉴西方社会民主党丰富的执政经验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态度和胸怀,实事求是地分析影响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关系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分岐问题,扫除思想障碍;必须把握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差异,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允许社会民主党坚持他们的意识形态.这样才能正确借鉴西方社会民主党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先进的治党治国之策.     

参与技术专家治国

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一段时期，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人就利用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先进通信技术如印刷机和邮局服务来传播强有力的思想：政府应体现民众的认同感。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博客。他们在独立司法、制约与平衡原则以及出版自由的基础上设计了未来民选新政府的基本构架。     

依法治校规范办学

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学校教育。依法治教是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方针在教育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学校作为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社会组织和机构,是实施教育的主阵地,因而加强学校的管理工作,实行依法治校是实施依法治教的关键,是依法治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     

沈家本之法律与道德治国作用评析

沈家本认为法律与道德都是治国所不可缺少的。治理国家离不开法律，但法律仅仅是治国的工具，立法者的道德水平影响法律的善恶，执法者的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法律的实施，道德教化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因此，治国应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沈家本对法律与道德治国作用的探讨，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优秀法文化的创新转化

优秀的中华传统法治文明，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来源与基础。以儒家、法家为代表的中国优秀法治文明，与现代法治并不相悖。国家富强的目标、奋力改革的取向、德法并治的方式，有利于推动法治建设与国家发展，并构建适应中国人民生活的法治模式。人民取向的法治观、平等的法律保护、“天下大同”的法治视野，又成为现代法治创新的重要智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