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象”科学与现代唯象学

钱学森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建立现代科学体系的构想,在整个构想中他将现代科学体系分为十一个部门,马克思理论是整个现代科学体系的最高层次。但是整个现代科学体系并不是对所有的科学性内容的囊括。在科学体系周围还应该存在着只是依靠我们的实践经验而总结出来的理论体系,它们具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唯象学。唯象学以象为第一性,是借助于现象或者直接从现象中来的理论。论文通过对《周易》象科学以及唯象思维的本质研究与分析,为现代唯象学寻求理论依据,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唯象内容真正迈向科学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论经济范畴中的劳动价值

分析从范畴入手,然后上升到命题;先弄清楚对应经济范畴的逻辑关系,再遵循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形态的基本“硬核”;最后研究劳动价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形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劳动价值指导新实践。     

都市化进程与现代科学的人文价值生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正在被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取代。都市化进程构成了“影响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核心性机制,也使作为城市化进程主要精神资源的现代科学体系发生了重要的变革。以理性与科学为深层结构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及其价值体系深度解构了绵延千年的农业社会形态与农耕文化传统,其对主体再生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在高度抽象化与社会化的个体生命内部发生的“理性原则对感性生命需要与冲动的压抑与摧残”,二是在高度专业化与科层化的社会系统中“异化劳动对主体自由生命活动方式的扭曲与否定”。真正撼动现代科学主流位置的是都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后现代科学”,如环境哲学、生态哲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等新兴知识体系,为现实中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提供了全新的精神资源。在都市化进程中,现代科学并没有消失:一是现代科学知识与原理直接融入到后现代科学体系或当代高新技术系统中,二是与审美、艺术、人文精神的传统矛盾化解,实现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更高层次的融合与发展,三是作为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元素与象征进入到当代都市社会的人文价值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科学教育与训练,仍是中华民族要补的重要一课。     

用现代科学诠释中医药学理论之管见

通过对现代科学阐释中医药学理论的深入思考,认为运用现代科学可以而且能够对传统中医药学理论作出阐释,也就是说,传统中医药学理论也可以用现代科学加以说明和表达。而这表明传统中医药学在现代科学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展是完全可行的。     

论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确定性思维一直占居西方哲学的主流地位。随着现代科学的新发现和人们对现代社会的反省和反叛,特别是后现代哲学对确定性思维的解构,人们逐渐认识到,世界并非是完全确定的,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另一本真面目。在现代社会,应当克服确定性思维过分强调科学的工具理性和强调知识万能等方面的片面性,肯定不确定性思维的价值。     

科学人文主义探源

从社会发展的系统整体观来看,人文主义的指引铺就了近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道路,也造就了文明史的重大转机。以此为基础,科学主义思潮的诞生又反过来弥补了传统人文主义的偏狭和粗疏,并引致了新人文主义的理性复归。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又进一步消弭了唯科学主义的蜕变与异化。最终,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爆发促成了科学与人文关系由冲突至融合的全新进展,科学人文主义思潮顺势登上了历史舞台。     

现代自然科学的总体进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近几年来,在我国,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人们的思想日益开阔。信息的广泛传播,使得各种世界性思潮在国内跃动起来。现代社会实践和自然科学的进步,象强烈的冲击波震撼着中国理论思想界的每个角落。然而,在这种气氛里,承受压力最大的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人用了现代自然科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挑战”的字句;不少论者从具体的科学成果出发,探讨     

揭秘神奇的宇宙生命信息

人体是一个奇异而复杂的机器,不仅自身互相协调,而且在血缘亲属之间都会有超越空间的信息传递,并发生奇妙的作用。现代科学的实践告诉我们,任何物体都有自己的场,场的强弱与它们的质量成正比,不同的物质会产生不同的场。就人体场而言,场不仅随人体而存在,而且可以离开人体而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场与场的作用,便形成了信息传递。血缘愈近,信息愈强。     

科学的国家化:20世纪50年代国家与科学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集中、有效地利用和控制学术资源,以服务于国家建设,科学活动被完全纳入了国家的计划体制.科学研究与教育机构、组织的全面"国有化",对科学家进行思想改造并确定其作为国家干部的政治身份,强调科学活动的计划性并从国家层面制订科技发展规划,在科学活动中实行并逐渐强化党的领导,以这些为特征的"国家化"科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政策制订者强调科学与国家发展需要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为此建立了庞大的科学管理体系,由此实现了国家对科学资源与人力的集中控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国家对科学的利用.这种科学国家化的进程,即科学的国家化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一元化共生,体现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与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哲学中的实践转向

在一般哲学层面上,可将沉思传统视作实践转向的质疑对象。亚里士多德是沉思传统的奠基人,他在古典三项(理论、实践和制作)之间确立了等级秩序,强调理论的至上地位。在历史衍化过程中,三项变为两项(理论和实践),这一重要的概念变迁在中世纪就已完成。对沉思传统的质疑,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后形而上学时代开始之前就已全面展开。现代科学的兴起挑战了沉思传统,实验方法所体现的“技艺人的胜利”引发了双重倒转:制作和沉思之倒转,以及制作和实践之倒转。批判哲学强调实践理性之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实现了实践和理论的倒转。理解实践转向的一种可能方案是:(1)恢复亚氏划分三项的识度,提出“古典三项的转进和重置”的思想主题,在此视角下审视历史,展开古今之辩;(2)区分发生优先性和价值优先性,汲取唯物史观的洞见,强调物质生产(制作活动)在发生上的优先性;(3)主张制作活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在价值上具有平等地位,强调三种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对在它们之间相互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