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实行公民迁徙自由现实性的探讨

我国的人口迁徙立法和政策虽然历经改革,仍远远滞后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历经20多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在我国确认公民迁徙自由的社会经济基础、观念基础和制度基础;对于确认迁徙自由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应当理性地认识,不能盲目悲观,因噎废食.     

公共治理的困境及协商民主理论的启示

协商民主改变了代议制民主重视自由而忽视平等的传统,重新强调公民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和责任,倡导积极的公民精神和公民参与意识,强调在社会政治层面加强公民与团体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强调通过追求和实现理解的交流来寻求合理的替代,并作出合法决策。从某种意义而言,协商民主理论似乎可以为公共治理应对困境提供一些理念和实践层面的支持。     

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及现实思考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古人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重视"道",遵道以行,虚静处下,以建立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功利和谐等等。这些观点可以用儒家的"八条"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概括之。而对古代和谐思想的梳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试析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内在困境

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最具标志性的观念.罗尔斯甚至认为,其整个正义观可以被视为一种应用于所有基本善的差别原则.但差别原则并没能获得广泛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原则在论证和解释中存在不连贯之处,它们构成了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内在困境.具体地说,差别原则基于基本善是社会责任的判断,与个人责任伦理原则有冲突;差别原则是基于需要的分配原则,它与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基于权利的分配原则有冲突;差别原则在对"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的解释上,存在着博弈论解释和客观公正解释两种并不完全一致的思路.     

媒介视点：东南亚华文传媒中的华人文化困境

随着东南亚华侨身份认同的转变,华人文化面临危机,华人的文化困境开始浮上意识层面,并日益成为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关注视点.文章通过对<联合早报>、<星州日报>中的一些代表文本进行解读,来分析探讨东南亚华文传媒中的华人文化困境与出路.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国家生态安全的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

国家生态安全无疑是21世纪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各个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生态环境支出"或"环境安全交换",发达国家在扩张过程中滞留的"环境副遗产"等都应是影响国家生态安全的主要内容.所以,人类必须树立一种全新的生态安全观,通过加强多层面的通力合作,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实现生活与生产方式的"绿化".     

20世纪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述析

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表现比较突出的社会政治思潮;它试图效法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全面改造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危害性;要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角度,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高度上来认识和反对这一思潮。     

依法治校视野下学生维权的困境与出路

大学生既享有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又享有作为受教育者特殊的法定权利。学生在维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与高校内部管理发生系列冲突。怎样引导和教育学生依法正当维护自己的权利,让学生走出维权过程中的困境,打破管教冲突的迷思,是高校实现学生现实权,保障学生合法权益,维持正常教学秩序的需要,更是顺应依法治校大方向的必然选择。     

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维的智慧与困境

在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加速化、全面化的环境灾难,在环境危机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一危机以后。返观历史,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这是西方主客二元、天人二分哲学思维框架的产物;与此相反,东方“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则可以弥补它的不足,拯救因它而来的环境灾难。然而,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植根于中国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政治之上的“天人合一”哲学思维,必须冲出神秘主义的纠缠和迷信盲从的羁绊,实现与理性、科学的结合,才有望成为医治现代社会疾病的有效因子,这是我们必须冷静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