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财政稳定性影响的定量解析

人口老龄化将是我国人口结构的一个长期特征。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会逐步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与老化,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社会产出的减少,减少政府税源。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会持续增加我国政府在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方面的支出责任。人口老龄化会对我国政府所拥有的公共资源和支出义务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带来财政风险。本文在确定人口老龄化与我国财政风险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提出调整人口政策、多元化老年社会服务体系等措施,以积极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风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生态文明建设六十多年的探索历程,大致可以分为1949—1978、1979—2002、2002—2012以及十八大以来四个阶段。从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初步探索,到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文明理念形成,再到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蓝图的整体勾画与相关保障体系的完善,表明这一探索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而不断校正、深化和完善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应对现实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前进的。当下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必须上升到重要执政理念和基本国策层面,要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切实推进,同时将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教育与制度建设、法治保障结合起来。     

考虑零售商质量控制和风险规避的供应链网络均衡研究

研究零售商质量控制和供应链成员风险规避背景下供应链网络均衡问题。应用条件风险值度量风险规避程度，利用变分不等式理论描绘供应链参与者的最优经济行为，设计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考虑风险规避和质量控制策略对均衡的影响，证明均衡解存在且唯一，并运用Levenberg-Marquardt算法求解均衡模型。最后对重要参数进行数值分析，揭示质量控制和风险规避对供应链均衡解以及参与者条件风险值的影响。研究表明：供应链参与者越规避风险越有利于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风险规避程度的加深会降低制造商或零售商自身的CVaR，同时增大对方的CVaR，对因产品合格率提高带来的利益而言，制造商所得优于零售商。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司法的风险预防功能

当下我国司法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随着以风险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司法究竟如何应对已是无法绕开的话题。我国司法以平息纠纷为现实导向,以追求正义为价值目标,但是这二者都缺乏对全社会层面风险因素的考量。而司法所具备的程序正义和判决说理等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风险治理功能,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司法环节的风险治理功能,未来应当在运用司法政策提高法官风险预防意识,厘清法院和风险规制机关的关系,充分激励风险诉讼等方面做出改变。     

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时期，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显得更加有意义。“风险社会”的个性化，要求我们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需要结合本国实际国情，具体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对认识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启示。     

风险社会、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法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境遇”与“成长阶梯”

风险社会的到来及其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是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无法回避的现实境遇。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风险,需要积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存量,而要累积社会资本,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是必然选择。当下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通过强化法治教育、转变治理模式、完善相关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法治建设等途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奠定坚实根基。     

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的文化自觉

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的文化自觉是站在明确的生态整体主义立场的学科文化自觉。它以哲学为衔接点，把环境与广义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努力为环境哲学寻求新的增长点。而弱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作为观念侧翼，更细致地修复破碎染尘之人心。让人类有效地从社会走向自然，又从自然回归社会。审视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能否实现文化自觉？它必须立足以环境哲学的语境与方式思考文化自觉的可能与必然，并应用环境哲学的方法与逻辑阐释文化自觉的内涵与趋向。环境哲学所固有的自然之翼，是其学科存在的本质特征。但如若停滞于自然界的现象，而无文化元素的参与和交融，环境哲学的困顿将会在现象与抽象之间迷失。而文化元素的加入，又必须在自觉的前提下进行，它一方面是为融合确定边界，另一方面是为渗透找到根据。以对人类与自然界高度负责的精神，文化自觉与环境哲学都有着共同的使命：欣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通过已有文献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和雾霾风险感知指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并探索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新媒体影响力，能有效降低雾霾风险感知，而政府环保评价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新媒体影响力可划分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官方媒体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仅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媒体融合时代下，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拓宽官方媒体信息发布喋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信息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风险沟通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