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惩戒的禁止不当联结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摆脱"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指导方针的影响,为社会信用惩戒建立合理的边界,减少和防止信用联合惩戒的肆意、过度与滥用.在各项规范社会信用惩戒制度构建的原则之中,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有着更为直接的、更具针对性的作用.禁止不当联结原则适用于社会信用惩戒,应当超越现有的"个案论证路径"和"抽象框架路径",结合实践中各类社会信用规范关于"失信"的设定模式以及失信与惩戒措施的联结方式,提炼出层次更多、内容更为丰富的规范意涵,从而对未来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社会信用统一立法、对部门或领域的社会信用立法或其他规则制定、对既有社会信用规范文本的清理以及对司法审查或备案审查社会信用惩戒联结的正当性,提供立法论和解释论上的指引.     

查尔斯·泰勒的脱嵌理论及其影响

嵌入和脱嵌在泰勒的思想体系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在“大脱嵌”之后，现代世俗社会才最终形成。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涉及到三个不同的方面:自我认同的转型、社会想象的转型和宇宙想象的转型。前现代的“可渗透的自我”深深的嵌入到迷魅的宇宙和社会之中，并通过这种嵌入而获得对自身身份的认同。随着大脱嵌的到来，自我脱嵌于旧有的宇宙与社会，对自身、社会和宇宙的想象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脱嵌不但带来了自我认同的转型，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想象和宇宙想象的转型。因此，追溯大脱嵌的最初的源头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其实，早在轴心时期的宗教中就已经隐含了脱嵌的源头，个体性的自我已经初具雏形。     

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随着我国社会组织数量的激增,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制约社会组织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社会组织既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其快速发展本身也被当作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政府毫无疑问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也应该主导社会组织的组建。政府过于积极地主导、甚至"操办"社会组织的组建将会违背社会组织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的初衷,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政府不应该是社会组织组建的主导者,而应该是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引导者。     

儒家文化在藏地的传播与融合——以藏族古代儒家教育为中心

基于藏汉地缘空间结构上的便通性、民族生理学意义上的亲缘以及汉藏语言系统的共性,历史上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通过多元渠道,尤其是儒家教育政策的实施,将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儒家经典传播到藏族地区,不仅改变了藏族社会的风貌,也推动了汉藏文化的交融,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司法的风险预防功能

当下我国司法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随着以风险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司法究竟如何应对已是无法绕开的话题。我国司法以平息纠纷为现实导向,以追求正义为价值目标,但是这二者都缺乏对全社会层面风险因素的考量。而司法所具备的程序正义和判决说理等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风险治理功能,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司法环节的风险治理功能,未来应当在运用司法政策提高法官风险预防意识,厘清法院和风险规制机关的关系,充分激励风险诉讼等方面做出改变。     

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大学生村干部流失现象研究

推行大学生村干部计划,是党中央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提出的重大战略。大学生村干部计划的实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持续存在的流失现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大学生村干部从大学校园走向基层农村,面临着从城市的大学生向农村的最基层干部的角色转变,角色能否成功转变,是影响大学生村干部流失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有效解决大学生村干部流失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时期，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显得更加有意义。“风险社会”的个性化，要求我们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需要结合本国实际国情，具体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对认识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启示。     

弱势群体公法保护视野下的社会帮扶问题

弱势群体保护问题是当今社会，尤其是公法学界所面临的严峻课题。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应采用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的方法，在继续完善传统公法意义上的相关保障性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弱势群体的社会帮扶制度。弱势群体的社会帮扶制度一方面以服务行政理论为理论依据，要求弱势群体保护由当下的“政治负责”向“社会负责”过渡；另一方面，社会帮扶制度又以公共服务理论为理论支撑，要求政府由高权强制型向怀柔服务型转变。在实践中，弱势群体的社会帮扶制度应遵循政府与社会“两条腿走路”的基本逻辑，而该制度的构建应秉承若干基本思路：破除观念束缚，培育和构建公民社会；丰富社会主体形式，弥补行政保障不足；完善其他社会帮扶途径。     

风险社会、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法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境遇”与“成长阶梯”

风险社会的到来及其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是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无法回避的现实境遇。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风险,需要积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存量,而要累积社会资本,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是必然选择。当下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通过强化法治教育、转变治理模式、完善相关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法治建设等途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奠定坚实根基。     

“一带一路”之亚投行贷款条件的设计理路

传统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性"的干预性和强制性特点,有违背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原则之嫌,存在合法性危机。由发展中国家主导成立的亚投行,标志着多边开发银行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融资的主要平台,亚投行贷款条件的合理设置关乎银行和借款国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共赢"国际法治的推进。当前,亚投行发布的《AIIB协定》和《AIIB主权支持贷款条件通则》是涉及贷款条件规定的两个主要法律文件,前者为贷款条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后者为贷款条件提供了选择性规定。在此基础之上,亚投行贷款条件应实现以"共赢"国际法为导向,兼顾系统性与相关性、自主性与灵活性、效果性与合规性,以规范其形式的发展理路,促使其向"善治"需求之"良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