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传播: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的可能与可为

关于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已有研究虽然较多,但尚未有从社区传播角度对服务体系创新进行整体性思考的探索。本文研究分析了社区传播视角对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的必要性。研究认为,农村社区既是生活的对象,也是一种影响其成员生活方式的力量;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是政府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平台。只有以社区传播为媒介,将农村社区及其参与者作为一个整体,透视渗透在社区中的微观权力和日常生活旨趣,才能真正找到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社区化服务体系。     

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理论向度与实践路径——以贵州省兴义市S街道社区为例

民族互嵌社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空间场域延展的实践形态,是对“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一时代命题的现实阐释。现代城市社区功能的集聚和细化为民族互嵌的再造及重释提供了场域空间,由于民族互嵌社区具有公共性、聚合性和互动性的本质特征,从而形成了立体化嵌套结构,催生出精准互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愿景”:理论层面,要深刻把握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目标向度、方法向度、内容向度;实践层面,要精准识别民族互嵌社区的场域情境,以智能技术描绘民族互嵌过程的“全景图”和“晴雨表”,通过社区制度体系的精准供给,提升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效能。     

非正式组织视域下高校辅导员工作室的建设路径研究

高校辅导员工作室拥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具有突出的时代价值.在向高阶迈进的过程中,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存在着政策支持不到位、评价导向作用发挥不足、内部规范性和约束力弱化、辅导员"自为"激励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文章立足非正式组织视角,在分析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试图从精准把握建设原则、完善外部支持系统、强化内部运行机制、发挥评价导向作用等方面,提出高校辅导员工作室构建路径.     

“没奔头”领导干部的行为趋向与化解艺术

领导干部"没奔头"集中体现为思想悲观消极、工作敷衍了事、行为任性偏执。领导干部"没奔头"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干部个人思想觉悟不高、组织对领导干部缺失关怀、领导干部职业晋升压力过大等。针对"没奔头"领导干部,各级组织部门可以通过增强组织对领导干部的关心关怀、努力拓宽领导干部职业上升渠道、适时适度为领导干部提供挑战性工作等方式加以管理。     

藏族习惯法与西藏社区矫正的理念建构——以藏族刑事习惯法“罚赔”为视角

藏族习惯法是藏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积淀而成并为本民族所信守的部分观念形态和约定俗成的群众生活模式规范。藏族习惯法长期以事实的状态存在着,并调整着藏族社会的各种关系。虽然其内容与现代法制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随着民族地区法治化程度的不断推进,藏族习惯法观念蕴涵的积极因素愈发凸显,其强调社会矛盾的彻底解决、社会关系的复合与社区矫正的刑罚理念不谋而合。西藏社区矫正的实行应当充分挖掘藏族习惯法的积极因素,并将发达的刑罚理念融入本土资源,推动习惯法的现代转型,实现西藏社区矫正的理念建构。     

社会调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调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治理机制。社会调节作为一股独立的治理力量，为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社会调节中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功能，能够综合发挥社会调节的优势。我们应从全面理解顶层设计，明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边界，重点支持矛盾化解社会组织，推动居民自治四个方面充分发挥社会调节的作用。     

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现状、特点及原因初探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演变,我国的有组织犯罪已呈现企业化发展趋势。综合分析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过程与表现,可以发现有如下主要特征:企业化转型主要表现为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和合法企业的有组织犯罪化两种模式;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在组织形式上表现为利用企业或商业组织进行犯罪;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外部控制能力更强,社会危害性更大;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行为更具掩饰性,查处难度增大。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犯罪市场化以及由此所必然导致的犯罪组织化是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我国转型期社会环境及制度缺陷是促成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与企业制度的高度相似性为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提供了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