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常叙事美学困境探微

"日常叙事"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生活化取向,在将日常观念与个体价值立场及生命意识全面开启的同时,也让文学对现实的理解和感悟进一步贴近当下。但其中叙事与日常生活距离的消失、精神视野的萎缩及艺术创新的停滞也因此成为"日常叙事"难以摆脱的审美困境。从话语主题、叙事伦理及文本构建等角度来透视转型期作家认同与文学观念的互动和深刻变迁,对于提高文学审美品格、建立较为成熟的日常叙事伦理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     

"昼夜、厨房与爱"的隐性叙事——评颜歌的长篇小说《我们家》

“80后”青年作家颜歌于201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我们家》,有意避开宏大严肃的命题,另辟蹊径以一种轻松调笑式的独到笔触,书写蜀地永安县城平乐镇一家人的喜忧日常,开辟了新生代作家乡土文学后家族书写的新范式。《我们家》中有三条突出的叙事线索,即“昼夜,厨房与爱”,分别代表时间、饮食和情欲,加上麻辣鲜香又生猛呛鼻的,带有郫县豆瓣气息的川味方言,共同建构了《我们家》的隐性叙事,从而把琐碎生活的真相完整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解忧杂货店》中的音乐叙事

日本当代小说家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作为其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打动人心的奇幻构架,也源于小说的节奏、构思、氛围等都带有浓郁的音乐性。文章从音乐叙事的角度对《解忧杂货店》进行解读,首先,把小说的节奏类比乐章的节奏,从语言节奏和叙事速度方面来分析文本的音乐节奏;其次,把小说的结构类比音乐的曲式,从小说的插叙结构、分总结构以及空间叙事方面来体现结构的音乐性;最后,把小说的主题类比乐章的主旋律,从重复叙事中体现音乐旋律的反复,并探究小说主题的深层含义,以此拓宽小说的审美范围。     

对外新闻编译中的叙事建构策略——以《环球时报》为例

对外新闻是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要渠道,其编译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我国国际形象,乃至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对外新闻是国家对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行为,其编译本质上是新闻再叙事行为。通过尝试在对外新闻编译研究中引入叙事理论视角,以环球时报中英文网的新闻语料为例,从时空建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以及参与者重新定位等角度探讨对外新闻编译中叙事建构策略的具体运用,为提高我国对外新闻编译传播效果探索新的策略和路径。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中世纪女巫文化

中世纪女巫艺术形象是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无论是丑陋的女巫,强健的老女巫,还是妖艳的年轻少女,这些形象都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惯常所见丑陋而又可怕的女巫形象体现了男权叙事对女性的丑恶化、妖魔化和欲望化。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读这些现象,可以说是男权叙事话语下所塑造的"性异类"。当下流行的女巫文化(如女巫电影)于无形中仍在强化自中世纪而来的男权叙事。     

伦理视角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艾滋病叙事

艾滋病的出现与蔓延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的道德偏向和伦理亏欠。阎连科、宋江鹏等作家在作品中揭示了艾滋病蔓延过程中的伦理缺失:地方政府错误的发展理念和医疗行业的失序;现代人重利轻义的道德观念和性自由意识的泛滥。通过对艾滋病及其患者遭遇的描述,作家希望唤起全社会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生命价值和健康权的关注。这也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灾难降临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的忧患意识与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民族国家召唤下的“激情”叙事——再读《红日》

小说《红日》取自战争题材,具有史诗般的魅力。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红日》的创作包含着民族特殊时代及作者本人特有的激情,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发展都洋溢着浓列的情感。这些浓烈的情感给创作与审美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浅析《雪之女王》叙事策略的继承与突破

韩国青春偶像剧《雪之女王》作为一部爱情悲剧,深受很多年轻观众的喜爱。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它采用了"不定的内聚焦视角",设置了爱情实施者、爱情阻力与爱情助力的叙事结构,注重作品的季节因素、空间场景的搭建和场面的意境化传达,从而实现了对传统韩剧的继承与突破,也对我国的电视剧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七大世界神秘文化奇观

土耳其哥贝克力石阵 坐落在土耳其东部山脊顶端的哥贝克力石阵，是一处考古遗址，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几乎比埃及金字塔要早7000年。并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文化遗产之一。     

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再考

“人力车夫”和“城市街景”,是《满韩处处》与《支那游记》之“中国叙事”的典型场景,其中对“污浊”“混沌”“无秩序”等负面元素的描述颇为醒目.不少文献资料证明,此种“中国像”并非特殊的个人记忆,而是东洋“他者”的某种共同记忆.在这类“中国叙事”结构的背后,作家对中国古老文明文化的憧憬想象与目睹现实的乖离、日中两国社会现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作家对中国的负面感知；近代以来世界性的中国话语建构、特别是“东方主义”观念也参与其中,限制了作家理解亲近中国的内在欲望.“绅士”式的矜持和优越感令他们难以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完成对中国的深刻体悟；而近代帝国列强的殖民欲望、脱离文明驾驭的霸权强权方式,也深刻地嵌入在时代背景中,潜在地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