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丰傩舞的原生性价值探析

文字产生后,我国就有关于傩的记载。傩舞广泛流传于农耕文化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传统文化中独具一格的复合文化体——集多元宗教、祭祀仪式、民俗、音乐、舞蹈和面具艺术于一身。江西南丰傩舞由此传承数千年并相沿成习,遗存了大量的上古文化信息,是不可多得的民间传统艺术珍品。从南丰本土文化的角度,重点分析南丰传傩时间最长、宗教文化最盛以及与戏曲艺术有着不解之缘的典型村落是广大学者们正确认识南丰傩舞价值的理论依据。     

史前信仰中神龙形象来源刍议

人类信仰的一切形象都源于可被观察的自然现象,受崇拜的形象并非来自虚幻,而是自然现象被神化的结果。本文旨在比较各上古文化的信仰内容,并藉此了解中国龙的形象自然来源。对照上古文化信仰可以发现,自古埃及以降的闪米特文明都有神奇蛇的信仰,但这些蛇都是克托尼俄斯的神物,代表地下界,从不升天也不飞翔,这种信仰符合蛇的自然本质。然而中国的龙完全不同,其为天神,既不符乎蛇的本质,又和其它古文明崇拜的蛇神形象大异其趣。因此可以推断,埃及蛇与中国龙的形象和神能俱不相同,形象来源应该也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笔者以为龙的形象来自昆虫。龙的崇拜源自农耕文化,而昆虫对农耕生活影响极深。农人天天观察昆虫,发现其具有羽化神能。在大自然中,只有昆虫能由蛇体化为鸟形,也只有昆虫能暂死后再生、升天。因此古人神化昆虫,这实为龙的形象与崇拜来源。不同地区的萨满教,都有崇拜昆虫变形、羽化神能的痕迹。不论从考古资料或古代文献中,都能发现中国先民确有尚虫信仰。古埃及人也崇拜过昆虫,事实上,笔者认为与其和埃及的蛇神作对比,中国龙可能更近似于古埃的金龟蜣螂甲虫崇拜。尽管埃及的金龟和中国的龙崇拜在起源、发展上关联性不大,但两者的信仰观念与象征意义却相当接近。本文以中国龙的古代造型和自然幼虫作对照,发现很多幼虫尾巴上有带着犬齿的假头或尾刺。这种双嘴的形状恰好符合古代中国龙的造型特征,尤其在商周礼器上,头尾两端双嘴的龙形更是随处可见。头尾双嘴是幼虫的特征,农人观察昆虫,依其形体创造出神秘概念,而神龙的双嘴形状正可旁证龙的形象源于昆虫的说法。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将着重讨论夏禹的故事和其名号。夏禹形貌为虬龙,其名"禹",恰和"虫"同字,故龙、虫义同。夏禹神话也表达了幼虫与神龙的同等性。     

“禹画九州”传说流变析论

传世文献《诗经》与出土文献《遂公盨》《叔夷钟》互证显现，“禹画九州”的传说自西周时代即已流行，而早在商代，就有以某一地方为中心或者坐标，将人们所能认识的区域延伸出去的成熟观念。“州”本义为水中小丘，“九州”本义极言其多，从西周到战国，“禹画九州”传说经历了“州”的空间范围被巨量扩展，“九”成为实指；禹平水土的足迹被一层层铺陈演绎地流变。流变是随着禹之子孙的迁徙流动，后人将自己生活空间拓展和地理知识提升的结果一层层附会至禹的身上造成的。     

以儒为主，多元整合——对秋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文的商榷

儒家之道是文武之道,文武兼备之教。在儒家影响下,中国文化形成了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基本精神。儒家的"教"包含教育、教化、宗教三重含义。儒家或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通过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体现出来。以三祭之礼为代表的"神道设教"是一种典型的儒教形态。以人文理性为主、宗教为辅是儒家的本质特征。今天,儒家的更新发展应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重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思想及现实关照评析

荀子从人性分析出发,认为人性质朴,后天修养可以改变人性,即"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认为"涂之人"成为"禹"的关键是个人主动作为,博学修德,去陋至僩,积善为德并身体力行,尊崇礼制、隆礼近师以渐染成人.荀子的人格塑造过程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即基于"日用人伦"以增进道德的社会认同,将道德主体的责任自觉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发挥礼制礼义的教化作用,以最终实现"涂之人"成为"禹"的价值目标.这对于我国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培养时代新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日本皇室主要祭典概述

概括日本现行宪法第一、四条可以看出，天皇是日本国统一、国民团结的象征，在国家事务方面只能采取形式上的、礼仪方面的行为，回顾日本历史，随着各时代政治及社会的变化，天皇的地位和权威有起有落，政治实权也时增时减。但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代表日本国形象这一特征却是自确立天皇制度以来始终如一的。这不仅是政治、法律方面的问题、同时与文化领域也有密切联系     

祭词词:清代词人的身份认同与词学演进

祭词词即祭祀词神之词,是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一类词作,其创作非常鲜明地受到祭诗诗的影响。祭词词主要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创作,分别是道光元年吴中词人戈载、朱绶等人的祭词词唱和、道光二十六年雷葆廉发起的祭词图题咏、光绪二十三年王鹏运与其弟等人的祭词词唱和。此外,在祭祀词人生日和修建词人祠庙时也有祭词词作品。祭词词大都写于岁末,所祭词神或为自然神,或为人格神。祭词词在渴求词神庇佑,表达自哀自悼之情时,将词人人格与“君子固穷”等传统士大夫品格联系起来,表现了词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体身份认同三个层面。从词学观念的演进来看,祭词词的作者有意识地凸显了“词人”形象的自我营造;同时,祭词词作家也表达了对词体的认识与尊崇,他们或体认词的音乐属性,或强调词的精神品质,或认同词的创作难度,对于词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均有较为深入的思考,从而彰显了祭词词在词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以“敬畏为阶”谈儒家“存而不论”的意义世界

“子不语怪力乱神”使得儒家在理解天道、鬼神问题时略有神秘主义色彩。其实，除了“尽心知天”的意义架构路径外，以敬畏鬼神为切入点来“知天”是儒家建构意义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存而不论”的字面意思无法反映儒家对待鬼神的态度，因为这种方式在现实中有一套相应的丧祭礼仪，规范着人们行为，影响、塑造着民俗人情。丧葬礼仪并不简单地是基于神道设教的理论预设需要，而是以内在敬畏的真实情感为基础的意义表达。现代社会对儒家敬畏感的缺失和对鬼神“在场”的消解导致人们避谈儒家的鬼神观念，将儒家建构意义世界的这种方式视为否弃对象。缺乏敬畏的儒家意义世界难以展开，敬畏对象的普世性是儒家在现代社会重获认同的关键因素。本文以《礼记》中的鬼神观念为主要探讨对象，探析儒家另一种“知天”的基本内涵，思考儒家修身学说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