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城市治理与社会底层生存权利的博弈与平衡

当今，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现有的城市治理方式。许多地方政府的城市治理在本质上遵循着一种权力美学的逻辑，过于追求视觉上的秩序，热衷于开展城市美化运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市里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政府权力主导的城市治理秩序与底层民众生存权利的碰撞，是导致城管与小贩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缓解城管与小贩的冲突，需要深度反思政府的城市治理理念，寻找城市治理秩序与公众生存权利的平衡点。城市治理只有尊重、包容与吸纳底层的生存权利，才有可能获得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治理秩序。     

对罗尔斯代际正义论的审查--兼论实现代际正义的最佳途径

罗尔斯论证了代际正义的问题，承认了当代人对于后代人存在着义务，并在原初状态中设计出“消除时间偏爱”的正义储存原则。然而罗尔斯代际正义论并不具有普适性，通过代内契约无法确保代际正义链条的连贯性；而且“消除时间偏爱”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后代人权利”只是一种权利虚构，在确保当代人自身利益前提下对其科以保护环境的绝对义务，才是实现代际正义的最佳途径。     

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的关系——以“幕藩体制”和“家族国家观”为中心

家作为日本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对日本的政治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江户时代建立的"幕藩体制"以及昭和时代的"家族国家观"为中心,试讨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得出日本的政治统治是以家作为其统治基础,家与日本政治统治紧密相连是日本家的特点。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古“道”新命:“内圣外王”的现代创造观

“内圣外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典型特征之一,有其历史的传承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语境下,从“内圣外王”理想人格中挖掘出现时代所需要的“创造”潜质,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与逻辑的体现.创造诠释说与创造教育说为其转化出“创造”性人格,提供了理论依据.由“德”化“新”立“创”,善养创造思维多元要素,化育人生最高义,揭示出“内圣外王”理想人格化为现实“创造”人格的路径选择.     

公司利润强制分配

《法释[2017]16号》第15条规定的强制分配要件不完整、不准确且过于抽象,应予完善与细化。(1)前提:《民法典》第206条明确市场主体有"发展权利",强制公司分配除符合《公司法》第166条,还需有自由现金,以维护公司持续经营发展。(2)主体:上市公司股东亦有不退出公司前提下获取救济的权利,但应设一定限制,避免手段与保护利益间的失衡。股东对公司负有债务不影响其利润分配权,公司可依《民法典》第568条主张抵销。(3)行为与后果:依据《民法典》第132条,将滥用"股东权利"解释为"股东可支配的权利",涵盖股东自任董事、高管滥用管理职权情形;侵害公司财产权需与不分配、象征性分配结合,以别于普通侵权行为。公司累积巨额利润或长期不分配,违反《民法典》第76条规定的公司目的。大股东仍拒绝分配属滥用表决权,且为不当阻止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向完整权转化,可类推《民法典》第159条,视为股东请求分配的条件已成就,小股东受有实际损失。(4)前置程序:为维护公司自治及股东团结,避免持续依赖强制分配,股东须穷尽内部救济。小股东往往只关心分配,与大股东分歧严重,应适用《法释[2019]7号》第5条,注重调解。《公司法》修订时应引入强制分配,并予以完善。     

试析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观——以“反对大汉族主义”为研究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民族观的核心主张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且为了真正做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及友好相处,在民族政策实施上着重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从历史效果来看,以这种民族观为指导的民族政策已经非常有效地根除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存在于民族间的矛盾与仇恨,并塑造了今天中国社会共有的、强烈的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