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利润强制分配

《法释[2017]16号》第15条规定的强制分配要件不完整、不准确且过于抽象,应予完善与细化。(1)前提:《民法典》第206条明确市场主体有"发展权利",强制公司分配除符合《公司法》第166条,还需有自由现金,以维护公司持续经营发展。(2)主体:上市公司股东亦有不退出公司前提下获取救济的权利,但应设一定限制,避免手段与保护利益间的失衡。股东对公司负有债务不影响其利润分配权,公司可依《民法典》第568条主张抵销。(3)行为与后果:依据《民法典》第132条,将滥用"股东权利"解释为"股东可支配的权利",涵盖股东自任董事、高管滥用管理职权情形;侵害公司财产权需与不分配、象征性分配结合,以别于普通侵权行为。公司累积巨额利润或长期不分配,违反《民法典》第76条规定的公司目的。大股东仍拒绝分配属滥用表决权,且为不当阻止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向完整权转化,可类推《民法典》第159条,视为股东请求分配的条件已成就,小股东受有实际损失。(4)前置程序:为维护公司自治及股东团结,避免持续依赖强制分配,股东须穷尽内部救济。小股东往往只关心分配,与大股东分歧严重,应适用《法释[2019]7号》第5条,注重调解。《公司法》修订时应引入强制分配,并予以完善。     

鲤鱼、猛虎、促织——林语堂在《中国传奇》中的形变与神不变

有时候,翻译未必真是翻译,翻译是改头换面的创作。林语堂的《中国传奇》中某些章节即是如此。在他的三个著名作品《薛伟》《张逢》和《促织》中,人物穿越生命的不同形态和时空:人变鱼、人变虎和魂化促织。但是,这些怪诞的形变中始终有一种不变的精神:即对自由的不懈追求。正是这种自由精神感动着英美读者,所以,林语堂的翻译重在传"神"——"精神追求"——而非字词句段文字对等的文辞神采,是一种精神的神采。但是,自由变形并未带来真正的自由,而是新的困境和枷锁。林语堂对自由还是有些矛盾迷茫的。     

共同富裕中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研究

从理论渊源来看，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一个理想目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提升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致富能力是在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的双重逻辑下实现的。市场机制是致富能力形成的平台基础，不同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参与经济活动，贡献不同的生产要素从而获得相应报酬；收入分配中不同要素报酬的相对差异导致了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差异。致富能力的提升需要让每个人平等地获得积累人力资本和参与共创、共建、共享的机会，也需要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来激发不同群体提升致富能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性。     

伍尔夫的幸福的“僧侣屋”

伍尔夫所生活着的年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致力于批判现行的思想和维多利亚时代前辈的传统。例如女人的权力,还有家的布置设计的一些问题。从一开始家庭就是一个特别的焦点,重新装饰家庭内部,创造一个宽松有生机的空间,来激励创新和自由的思想。质疑夫妻双方的领导权,作为社会组成的单元。     

论选择性执法

选择性执法，是法制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正因为选择性执法在以较小的执法资源推动法律实施的同时，也存在着是否合法和合理的争论，是否与法治目标背道而驰，所以它被赋予了褒贬不一的定义，这是公平与效率存在矛盾的体现。但是必须肯定的是，选择性执法是目前在我国必须存在的一种执法策略，其正负两种作用都有可能出现，因而对选择性执法的研究只能是考虑如何去弥补、规范，让效率与公平并驾齐驱，而不是放弃选择性执法。     

正义原则与平等自由主义

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之后，人们了解到作为当时西方社会根本基础之一的自由主义并不足以成为完美无缺的意识形态，它所强调的普遍有效性是可以进行质疑的。罗尔斯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的正义理论以对自由主义作出修正，这个有关公正或者说是正义的理论，着眼于处理分配公正的问题，并着重强调两大正义原则以及其优先性，从而建立起平等的自由主义。同时本文根据罗尔斯所立足的“平等”与社群主义做出比较。     

法兰克福学派自由观的探析

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由观,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文明的思维方法,以反思的态度、批判的基调、开拓的立意阐释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由的追求。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在宏观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当前社会主流价值观,而且在改革制度、社会管理、教育民众等操作层面上也有许多借鉴意义。     

再不疯狂就晚了

朋友建了个QQ群,名叫"飞越疯人院".我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说:你想想,是不是疯子离自由更近?我一想,还真是,一个人疯了,就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能活得更自我. 我遇到过一位老人.夏天,在公园的甬道,他光脚踩在鹅卵石上,对着一地牡丹高歌:"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常有一些观众,饶有兴味地看他,他视而不见,唱得忘乎所以.我一度怀疑他精神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