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的生态哲学思想

董仲舒的哲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与当代生态哲学有很多相通之处。他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主张要尊重自然规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探讨了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中仁民爱物的观念,透过阴阳五行学说,研究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从而明确人类的生态权利与义务,并把古代君王的道德与自然灾害结合起来,构筑了一幅天人感应的生态图景。     

论董仲舒新儒学的特点

董仲舒儒学在四个方面发展了先秦儒学。一,实现了根源与根源派生物的统一,为儒家的仁礼原则提供了宇宙论的根据;二,真正实现了儒学对诸子百家的兼容,推进了儒学的整合趋势,确立了中国学术的主流成分,使中国社会有了主流意识形态;三,实现了儒学向制度化思想的转变,为汉朝政治提供了理论指导;四,推动了“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发展,为完成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的过渡作了准备。     

论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

论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赵吉惠董仲舒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思想家，是中国儒学在汉代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的人物。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复杂，历来对他的评价毁誉不一。近年来，由于提倡解放思想，开展自由的学术研究，对于董仲舒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值得探讨的问...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老子》首章演绎:道言、有无、道物之辨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致力于探究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聚焦先秦诸子。康有为提及的汉唐人物并不多,却对这一时期的董仲舒倍加关注。事实上,康有为不仅多次讲到董仲舒,而且作《春秋董氏学》对董仲舒的思想予以阐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表面看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实则是借助《春秋》发挥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透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既有助于整体把握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和评价,又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孔学观和董仲舒在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命运。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真理性

董仲舒哲学在 2 0世纪一直受到许多人的批判。董仲舒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反面人物 ,是错误的也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家。本文从汉代的现实出发对董仲舒的思想进行详细分析 ,认为他的天人感应论是理论形式 ,实质内容却是针对现实的。屈民而伸君 ,是为了巩固统一的政权 ;屈君而伸天 ,是为了限制皇帝的权力。以历史唯物义观点来分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在汉代还是有一定的真理性 ,才会被当时的许多人认为是真理的     

牟宗三论德治及其不足——兼与《春秋繁露》德治思想比较

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为汉儒政治思想代表作,具有传统德治典型性,但此种德治流于理想层面,其可行性几何,有何不足,如何将其可操作化,未加阐明。牟宗三在其《政道与治道》中,从"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角度诠释德治之治道与政道层面,将德治置于社会架构中考察。通过与《春秋繁露》比较后发现,传统德治只有"治道"、"运用表现",欠缺"架构表现",治道单线化,缺乏可操作性、可持续性,而该问题往往被忽略。传统德治有三大缺陷不能解决,根源在于缺乏体制架构,解决之道是:从"架构表现"入手,将"隶属格局"转变为"对列格局",使"人治主义"转变为"法治主义",以弥补人性之不足,德治才有真正实现之可能。牟宗三统观政道与治道,明其分际,知其利弊,考虑现实可行性与人性,其考量涵摄了一层现代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