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预防性行政诉讼体系的构建

无论是传统的生态环境行政规制体系还是风险行政管理体系，既无法对行政相对人的环境行政权益予以前瞻式的救济，更无法满足公众的权益预防性保护的诉求。这种结构性缺陷在风险社会下日益明显，直接威胁到生态环境行政规制体系的有效性。要扭转这一局面，唯有以生态环境行政行为风险为核心，建立起具备预防性救济功能的行政司法体系方能实现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保护。对此，未来环境行政诉讼立法应将生态环境行政诉讼的对象扩大到具有产生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盖然性的各类生态环境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与内部行为、事实行为等，在原告资格方面确立符合条件的环境公益组织的起诉资格，并确立弹性管辖等相应诉讼制度；另一方面，应当在立法设计中注重司法权与行政权之平衡，通过约束预防性行政诉讼启动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以及损害程度等，有效衡平两种权力并促进其良性发展。     

作为试验手段的复议前置制度

近年来，推动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呼声越来越高。早期的行政复议制度存在同案不同判、中立性无法保证等弊端，导致其公信力较弱。实现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核心要义是完善行政复议制度，首要课题是恢复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从长远来看，应将行政复议前置制度视为一项试验手段，通过确立行政复议前置标准逐步扩大行政复议前置的适用范围，重建行政复议的制度公信力。结合行政复议前置的判定标准和行政行为的现实特征，当前可以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负担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等具体行政行为确定为行政复议前置的试验领域。     

浅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平衡

在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进程中,国家机关的行政行为的法治程度以及行政法的健全是关键的核心内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行政法的两项重要内容,它们共同围绕依法行政的宗旨,根据各自的特性,按照各自的理念,设计出了各自的一套程序和规则,并在对立中达到平衡。     

宋代“特许越诉法”:中华法系行政诉讼之独例

北宋末年起至南宋，皇帝不断颁布制、敕，特许百姓对官吏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越诉”,形成了“特许越诉法”。“特许越诉”的对象是官吏侵犯百姓人身权财产权、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要求百姓履行义务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都是管理相对人即百姓，被告都是管理者即官吏。宋代“特许越诉”的受理机关一般为被告的上级司法或监察机关，管辖机关级别高；对“特许越诉”的审理与监察制度及对相关官吏的追责相结合，力度较大。宋代“特许越诉法”为中华法系行政诉讼制度之独例，彰显了宋代法制居于中华法系极高水平和世界同时期先进水平，其内容对当前法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