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与表现——当代美学理论对于历史表现的启示

历史学要求我们用文字再现已经消逝的事物,这与虚构的艺术作品旨在重现现实世界颇有相似之处.本文凭借对当代美学理论中关于表现的讨论,重新质疑了传统认识论中主体认识与客体对象间的关系,从而提出:历史作品不只是对过去事物的再现,某种程度上它就"成为"过去自身,获得了所谓在场的状态.因此,传统认识论发生的有效场域是由崇高经验预先规划的,这种理论以康德和叔本华为先驱.     

浅析实践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

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人们把握生活世界的尺度,是识别各种思维、思想、理论的根本标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实践”理论框架的基本形成.只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整个体系.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实践观的概括,揭示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结构与认识论基础以B.帕雷克的解读为例

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马克思学家B. 帕雷克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一书中,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深度解读,并把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结构视为辩证法,而将其认识论基础视为唯物主义,但又对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进行了所谓"历史的"、"社会学的"、"批判的"研究,以此来强调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两个交叉性的意义:唯心主义和辩护性思想体系.因而,本文试图从"唯心论和思想体系的辩护性"的辩证逻辑结构和"真理观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基础入手,来对帕雷克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进行分析.     

“改革”成为春天里最响的声音

2月23日、3月22日、3月29日、4月5日,《人民日报》在"人民观点·深化改革认识论"专栏中,连续4次发表关于改革的文章,引来各界关注。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围绕改革话题的讨论,也是精彩纷呈。中国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把顶层设计与末端治理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处于深水区和攻坚期的中国,"改革"成为春天里最响亮的声音。     

科西克实践——认识论思想论析

在《具体的辩证法》一著中,科西克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本质性关联。就二者的一般性关系来看,科西克坚持实践对认识的根基性作用,认为要把握实在的本质,必须首先通过实践将其变成"为我之物";而作为认识对象的"实在"体现为立足于实践而不断向人敞开的"具体总体"生成的过程,并构成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原则的本体论基础。此外,科西克还考察了"拜物教实践"基础上人的"虚假意识"的形成及其对实在本质的疏离,并强调通过建立"具体的辩证法"来超越虚假意识,以求达到对实在本质的把握。     

论时间观的流变——从康德到海德格尔

“时间”的概念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描述世界的基本方法和角度.康德在继承莱布尼茨的基础上把时间和主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但是受其根深蒂固的认识论立场的影响,他的时间观具有“直观形式”和“能动性”的二重性.经过胡塞尔、柏格森等人的过渡,海德格尔提出了存在论的时间观,深入探讨了存在与时间的关系,从而使时间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将现代西方哲学引向了更加广阔的领域.     

信念的认识论史考查

信念问题是西方哲学中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问题，自从柏拉图把信念作为认识论范畴明确提出来之后，西方哲学就拉开了研究信念的序幕，信念问题在西方哲学界似乎一直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为了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信念问题，把信念放到人类认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里，从信念的本质、信念的产生和信念的作用三个方面对信念问题作一历史的追溯，从而为今天的研究找到历史依据和借鉴。     

也说真理要领的涵义

作为一个认识论概念的真理有两个基本涵义：真和真的理论。把真理扩大为一个融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内容于一身的概念以及把真理归结为真这两种倾向都是难以成立的。     

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文化是一种柔性的力量,有学者称之为＂软实力＂。相比之下,它不及经济、政治那样实在,似乎缺乏硬度,但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内在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文化像空气一样,充盈在我们的周围,渗透在我们的行为理念中。梁漱溟先生说过：＂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中国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度,几千年文明窖藏孕育,造就了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中国文化之所以不同于西方文化,盖在于中西方的生活方式不同,中国对自然、人生、世界的理解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     

毛泽东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是毛泽东用以评价新中国建立初期十余年实际工作成绩与不足的公式;这一公式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唯心论的,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事实上,用这一公式评价新中国建立初期十余年的实际工作,经历了一个由准确到越来越不准确的发展过程;这一公式既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又存在严重的失误.毛泽东提出这一公式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过于自信,二是过分相信和依靠群众运动.用这一公式评价实际工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一公式被毛泽东放弃既有事实根据,又有认识论根源.回顾这一公式的提出和放弃仍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