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时俊及其子、媳诗歌创作

本文以光绪十年,施学煌、敖册贤增修的《荣昌县志》所载明末刘时俊、刘泌父子生平为蓝本,参考胡昌健《恭州集》中关于刘时俊生平记载,同时结合《荣昌县志》中刘时俊、刘泌两位夫人尹刃兰、朱怀琼诗歌作品,简要论述了刘时俊一家四诗才的诗歌创作。     

中国哈尔滨俄侨诗人佩列列申

中国哈尔滨俄侨文学是俄罗斯侨民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主要对我国哈尔滨著名俄侨诗人佩列列申及其创作、思想状态与关注情怀,以及诗歌中所体现的中国文化进行探讨。     

浅论黄庭坚、谢榛的诗歌创作观

黄庭坚和谢榛有着相似的诗歌创作渊源和创作观,主要体现在创作方法、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和＂酿蜜法＂就是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提出的,不过他们在学古问题上各有侧重。对黄庭坚和谢榛的诗歌创作观做一番探讨,将对诗人的接受史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陶渊明晚年痞疾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晚年不幸身染病疾,危重不愈,迁延缠绵十一年之久,最终弃疗而逝。通过对其得癌疾前后诗歌创作的全面比较与分析,可以发现这一顽疾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也促使其诗歌创作发生了诸多变化。表现在：得痞疾之前其诗多抒躬耕之志,历叙耕获之事,而得痞疾之后则代之以饥困求食的主题;得痞疾之前其诗常抒琴书自娱、诗酒相乐的生活情趣,而得痦疾之后则平添了凄苦悲凉的情调;得癌疾之前其诗多写纵情山水、朋从往来之雅好,得癌疾之后这些爱好与相关创作均趋于同步消减。     

佛教传入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起源于印度,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西汉末年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并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我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也为我国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佛教对我国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歌语言的通俗化、以禅喻诗和诗歌词语的丰富三个方面。     

新旧之间:论俞明震的诗歌创作

俞明震作为近代著名诗人,其诗歌在新旧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具有某种典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俞明震写景颇负盛名,其笔下以“有我之境”为主,景物多为互动的对象;在继承宋人“以议论为诗”的轨辙时,表现了思考中的深刻与迷茫;而他苦吟之作所呈现的局限性,也为讨论传统诗词的困境和文学史的发展演变提供了角度和空间。     

西北民族文化互动与唐诗创作

唐代西北民族关系给唐人生活、思想以及唐诗创作带来了深刻影响。西北诸族的＂异质文化＂触发了唐人用诗来表情达意的创作欲望,这不仅拓展了唐诗的表现领域,还使其包含了民族因素的审美文化。     

“意象”与“深度意象”之辩：基于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

意象派诗歌是美国现代诗歌的开路先锋,代表人物主要有：庞德、H.D.罗厄尔等。他们在对待诗歌＂意象＂上,主要强调意象和＂意象并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罗伯特·勃莱、詹姆斯·赖特等把意象派诗歌发展成深度意象派诗歌,无论是诗歌理论或是诗歌创作实践,他们在对待诗歌＂意象＂上与庞德的意象派诗歌有着一定的差异;他们也强调诗歌的意象,但认为深度意象是对无意识的开掘,强调意象的跳跃和比喻的转换。通过从定义和概念、哲学基础、文化来源以及创作实践四个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意象派诗歌和深度意象派诗歌在＂意象＂处理上的差异。     

浅论王船山诗歌创作中的生死观

王船山在明末清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人生境遇,使得其对于生死问题也尤为关注.在四十年的遗民生活中,王船山的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树立了强烈的贞生的生命意识,君子存生保命的根本目的是报效国家,追求理想.当面临死亡的时候,人哀死而不患死,不回避现实的人生,这才是正确的认识生死问题的态度.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