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的形成和特征--兼谈欧洲统一性内涵的近代化

欧洲今天走向联合,有着古代中世纪文明统一性的"历史因缘".近代欧洲虽然一直处在民族国家的"分裂"之中,却没有中断和抹杀欧洲文明的统一性.欧洲一直存续着统一的伦理原则和法理原则的内涵,近代欧洲国际社会的形成是这种统一性的表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的特征具体反映了欧洲统一性的近代内涵.     

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迁移是其重要的社会现象,主要流向城市和边疆,究其原因则有生产方式的变迁;政治领域的变革,如国家政权建设不利直接导致乡村精英发生位移;文化领域的巨变如科举制的废除促使城乡进一步分离,这些合力加速了农村人口大量迁移.而这种大规模的迁徙活动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加速中国城市、人口近代化进程.     

法律近代化视野下的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婚姻法

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婚姻法是我国婚姻法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然而学术界和法律实务界对其存有诸多观点相左的评论.若将其纳入法律近代化的视野下考察,不仅可以得到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对于推进现代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尤其是完善婚姻家庭立法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

本文以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为案例,指出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经历的特点,即对"救亡"(经世、救国、救民)关注的"现实功利"态度,压倒了对"知识、学术、真理"本身的关注.胡适的国学根底很好,但他对西方学术文化的理解很粗浅,却大力攻击传统中国文化而宣扬全盘西化;傅斯年大力推动"兰克史学",但他对兰克史学只是略知之无,他推动的其实只是清代考据学的新版;钱穆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方正博大的途径,会通文史哲学,对西学采取批判性、选择性的接受与会通,对西方文化与学术反而有异曲同工之效.钱穆很多关于学术的论说,常常比著名的重要西方学者的学说早出了二三十年.这是很值得国人反思的.     

王先谦的教育近代化实践

王先谦在晚清教育近代化进程中,努力融通中西文化,逐渐形成了通过引入西学来改造传统教育并建立新式教育的思想,并主动投入到教育近代化实践的潮流中。从1896年到1910年15年间,他不仅改造了最古老的书院、建立了新式学堂,还规划、创办近代职业教育,参与师范教育,投资创办启蒙教育,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及近代化进程。     

森鸥外文学中的近代化书写——《半日》《修建中》论

近代化书写是森鸥外文学的一大创作主题。作为兼具东西方文化视野的近代文豪，森鸥外在文学表达中一贯坚持尝试寻找东西方价值观的结合点，通过调和东西方文化的矛盾积极探索日本近代化模式，其作品聚焦封建与近代、保守与进步、秩序与个体等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体现出知识人对社会的自觉思考和文学的时代关照。步入创作丰硕期后的森鸥外文学在拓展初期主题的同时，表现方法上有了较大的变化，较之初期作品的感伤性与抒情性，中后期作品则表现出冷峻的凝视、理性的写实与批判的精神，《半日》《修建中》中鲜明地体现出这种转变特征。在两部作品中森鸥外运用高超的象征性叙事揭示了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与矛盾，他将新旧价值观的问题、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问题等日本近代化进程中需要超越的重要课题统摄于两作中，从文学层面为在近代化困境中挣扎的近代日本人提供了反思的视角。其对近代化进程所进行的理性思考与批判性书写，正是时代的迫切性与作家个体的自觉性催生的产物。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论丁日昌在洋务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场著名的革新运动，丁日昌作为洋务运动中的先行者、创新者与实干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江南制造总局创办的各个阶段中，丁日昌积极参与其中，是该局的实际创办者之一。其近代海防思想符合国家近代化的要求， 促进了我国近代新式航运业的起步和发展。在教育近代化上，丁日昌大胆对科举制度提出变革，并积极促成了出洋留学计 划。丁日昌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江南高等实业学堂考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遭遇惨败,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乃至“商战”不如“学战”,从而使洋务教育偏重学习“西文”和军事技术等“西艺”的思想和做法有了调整,兴办服务于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教育渐成风气。在这样的背景下,1896年“俾育人才而济实用”的江南储材学堂应运而生,开两江治下实业教育之先河。在维新运动中该校更名为江南高等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嬗变为江南格致学堂,在清末“新政”中于1904年改办成江南实业学堂,又于1905年升格为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成为江苏和安徽等地实业教育的最高学府。民国以后,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以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两脉延续和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随着大学区制的实施,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并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办学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