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文本，开拓创新——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返本与开新》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曹玉文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返本与开新》，该书以极大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有创见的研究。此书是曹先生生前好友与弟子集其思想精华而成，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一位一生耕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透视，反映了先生的整体思想风貌，展现了他的理论特色和学术贡献。     

从历史祛魅到神性附魅——论东北作家笔下的“跳神”

“跳神”这一活动在很多东北作家的小说中都有表现,不同时期的东北作家描述“跳神”的价值判断是不一样的。从现代到当代,经历了一个从历史祛魅到神性附魅的变化过程,这既反映了社会时代的改变所造成的不同时代作家思想倾向的不同,也从侧面说明了东北萨满教本身的复杂性。     

生态伦理学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

在生态伦理学的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者一般都不承认自然界具有如同人一样的灵性或某种神性，即主张对自然界“祛魅”；在认识论上，强调科学、逻辑等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强调人对自然界的理性审视态度和立场，而在科学理性思维中的自然界是没有灵性或神性的对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由于自身理论论证的需要，总是赋予非人类的自然物以“主体”、“内在价值”、“权利”等地位和属性，主张对自然界的“附魅”或“返魅”；在认识论上，往往着重于“直觉”、“领悟”、“信仰”等非理性思维。阐释生态伦理学中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内容及其关系，由此反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之争，无疑有助于推动生态伦理学研究的深入。     

自然的"魅":是"祛"还是"返"?——一种新的视角

人类生存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对自然祛魅的过程,而人类的价值关怀与取向往往与世界的神秘感和人类对它的敬畏感有关。如何解决这对矛盾,使科学知识在为这个世界祛魅并达到人类的目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又不至于冲击人类的价值关怀和取向一直是人们关心和思考的话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现代祛魅世界观产生的原因,并力图在它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世界观成了一种不错的理论和实践尝试,而结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来丰富和发展这种尝试更是可行和合理的。     

香港宁兴公司对应97’香港回归的发展构想

９７’香港回归后，香港、大陆两地关系将发生历史性变化，并将对宁波经济产生影响，也给香港宁兴公司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结合香港宁兴公司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可以对它９７’以后的发展思路、发展步骤、投资方向和对策作出选择．     

试析简媜散文《口红咒》的视觉冲击与情绪体验

台湾女作家简媜的散文善从描摹生命本相来挖掘人性底基,其中的<口红咒>是颇灵异的一部,作品意象的妖艳,意境的诡魅,浓墨重彩的衬托之下抒写的是内里无法言说的痛.作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代言囿于都会囚笼中传统女性内心的纠缠与挣扎,笔锋犀利、冷酷,充斥着极端的绝望,将"阴郁艳丽"、"飘忽诡异"的行文风格发挥到了极致,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情绪体验.     

对生态美学的两点质疑

作为生态美学重要的哲学———美学原则的“生态中心主义”,潜藏着颠覆“人本位主义”的危险;而作为对自然进行所谓“生态学的重新审视”而提出的“自然的复魅”,也存在着容易导致另一个极端的不良趋势,并且缺乏可操作性。本文拟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     

“祛魅”与“复魅”之间--论“道统”与“政统”纠葛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

知识分子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具有较强自我身份认同的文化群体。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以不同的样态影响着不同的时代,其代表的精英"道统"与代表权势的"政统"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两者相互的关系表现在"祛魅"与"复魅"之间,这是一种"解构"与"建构"的文化模式,它既是针对自身,更是针对彼此,并外化成"突破"与"规约"的结构。在暧昧的纠葛下,中国知识分子走了一条颇为传奇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之路,其作为一种传统原型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符码,绵延至今,不曾断续。     

论《庄子》与早期禅宗在演变理路上的契合性

禅宗虽为佛教宗派,但其不仅在内容上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在发展理路上亦与《庄子》思想存在着惊人的契合性,即通过不断的祛魅化、反智主义之方式来破除人为后天所建构的东西,从而把解脱之路还原与落实到现世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契合无疑既有佛教内部自身发展之需要,亦有外在机缘之巧合,同时还有人为地对《庄子》思想的吸取与承继。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