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生活化 策略及注意事项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必须要结合生活开展,即所谓“生活化教学”。本文从教学目标设计的生活化、教学内容设计的生活化、教学模式设计的生活化三方面阐述道德与法治教学的生活化策略,并对生活化教学提出两点建议:不能简单堆积生活素材,要关注学生的真实感受。这些对教师教学实践都具有指导意义。     

创业文化的道德哲学基础

创业文化做为属人的文化必须建立在生命道德基础之上,以生命为中心指导创业实践。而在生命的实践过程中,生命道德基础必然外显为实践道德,最终决定了做为其结果的功业道德。从而创业文化具有由生命道德、实践道德、功业道德三个不同层级构成的道德基础,而西方文化没有自己的生命道德基础,从而无法实现三个道德基础的贯通,只有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哲学,才能实现创业文化三个道德基础的贯通。     

从“友爱”到“友善”——儒家友德与社会“个体化”的道德问题救治

儒家友德对于救治社会的个体化带来的个体人际冷漠、社会疏离、身心失衡等道德问题乃一剂良方。它鼓励个体将他者视为生活中的伙伴,以友善互助为基准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强调个体在关注自我的同时需兼顾社会公义,要以社会规范为普遍的价值标准,尊重公共利益;主张个体应积极借助他者的力量,与他者互相激励和引导以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上述理念实效的产生还需以对儒家友德的现代转化为基础,该转化主要表现为从"友爱"到"友善"。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民族志在田野工作和叙事复兴中与传统人文学汇聚，显著扩展了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这种扩展并没有解决社会学民族志在深度的经验发生和强烈的理论诉求之间遭遇的紧张。对于这种紧张，本文主张再访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即19世纪末期到一战之前的若干典型研究，从中反思早期社会学田野工作是如何在“直接经验”的倾向中完成类型化，以及如何在这个经验感获得的同时改变对社会世界的道德想象。早期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力量之一不在于以规范的诉求压制经验感，而是以独特的情感结构连接经验的观察和道德理想的重生。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反思诸如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这样的简单思路，更要重新理解理论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式”的道德本身。这一工作对重新认识早期社会研究和今天的社会学民族志都具有意义上的准备。     

基于亲社会导向的内疚研究：回顾与展望

内疚是个体在自我道德评价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或他人思想、言行违背了某种道德标准,并觉得自己应为之负责而产生的一种不愉悦的、自我聚焦的情绪体验。适度的内疚具有亲社会效用和道德发展功能,而过度的内疚则有害身心健康发展。现有研究不仅从内部焦虑、依恋关系、因果报应、交换互惠和脑神经机制等方面揭示了内疚产生的机制,还从道德发展水平、共情能力、认知归因、气质类型、教养方式等方面探讨了内疚情绪的影响因素。今后研究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个体内疚情绪培育和管控路径的发掘,以充分发挥内疚在完善个体道德品质、促进人际合作、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统一研究范式,加强脑神经机制及跨文化研究等也是今后研究应予关注的重要方面。     

社会转型与观念变迁--以“道德缺失”为中心的考察

尽管“道德缺失”是转型期中国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但当代的“道德缺失”现象并非严重到了危机阶段，中国古代也不是“道德天堂”。今天的道德困境可以归因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这种问题的解决，需依靠有效的维护机制作为保障。落实到根本，还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市民社会。     

学术论文一稿多投的"诊"与"治"

一稿多投是学术界由来已久且难以医治的顽症。究其原因,主要是科研压力之下作者的投机心态、作者投稿经验的匮乏、稿件时效性的压力以及网上投稿的便捷与低成本等因素使然。一稿多投会造成编方人力资源的浪费,容易引发一稿多发,挤占宝贵的版面资源,引起版权纠纷,破坏学术诚信,扰乱科研秩序。要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大惩罚力度、利用高科技进行防范、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学术道德教育、提高编辑效率等方面,把"他律"与"自律"结合起来,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多管齐下,齐抓共管,从根本上规范科研活动,根治一稿多投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