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前期文艺观历史流变考论

郭沫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阐发关于文艺作品“无目的性”与“功利性”问题的辨析,一直到2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都以文艺作品的“无目的性”和“社会使命”观念交替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郭沫若当时在这一观念阐发上的不断“自我相违”与“左右摇摆”,并非仅源于其思想观念或者心态的复杂性,而是与其在不同环境中身份的转变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1925年以后,因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个人思想的明确坚定,郭沫若便彻底“摇”到文学要承担“社会使命”的一端,再也没“摆”回文学的“无目的性”那一端。但在全面抗战历史阶段,郭沫若对文艺的“功利性”又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总的来看,郭沫若前期文艺现折射出他在不同历史境遇中“诗人”与“政治家”身份的“变奏”。     

“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

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巴蜀文化”,于抗战时期由卫聚贤提出。但“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形成和确立的标志,则是《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巴蜀文化”概念发展最明显和丰富多彩的时期,川渝两地出现分流：四川出现由“巴蜀文化”向“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的提升和拓展,而重庆则出现从“巴蜀文化”“巴文化”向“巴渝文化”的嬗变。“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既顺应了学术发展的趋势,也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抗战、三峡文物抢救保护)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文化概念的创新,意义非凡,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繁荣,更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     

郭沫若与九州博多的文化情缘

对郭沫若来说,日本九州博多10年的留日生活具有多重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对日本文化的体验与吸收;二、对他早期文学创作的影响,三、对他思想和心理上的冲击.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具体考察,可以理清日本文化对郭沫若早期文学创作和思想心理方面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深化对郭沫若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     

论郭沫若1937-1949年间的自传写作

郭沫若的自传是了解其复杂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视角。为了与当下政治身份保持一致,改写和重塑过去的＂我＂成为他1937-1949年自传写作的主要动机,这也决定了他回忆的内容和方式。然而,其自我追溯中存在的抵牾和冲突,又对主导动机构成了暗中的颠覆,道出了他内心的矛盾与撕扯。     

郭沫若慧眼荐“奇才”

在北大“校长推荐制”引发的热议还未退去之时，备受关注的四川大学2010年自主招生方案又加期公布。该校也大胆推出重量级改革——将对“奇才”、“偏才”、“怪才”进行“校长推荐”。四川大学还大胆决定：对于分数未上线的“双特生”们，如果专业能力经测试出类拔萃，     

文艺转向与“革命文学”生成——郭沫若赴广东大学考

郭沫若赴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是1920-30年代"革命文学"生成、建构、扩张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但长期以来相关史实细节却并不清晰。追问郭沫若南下的邀请人及其动机,以及相关的人事纠葛和思想交锋,有助于呈现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同时,在民国社会历史情态和"大文学"视野下重新梳理这一文艺事件,可以探讨文学参与社会的路径和方式,亦能揭示现代文人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     

齐白石争画

新中国成立不久，齐白石精心制作了两方印章，用宣纸包好后托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很高兴，特意在中南海设宴答谢齐白石，并邀请郭沫若作陪。     

常照历史这面镜子——重温《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1944年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而写的。他给人们展示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悲壮的一幕。     

陈寅恪要令箭

汪篯曾师从国学大师陈寅恪研究隋唐史。1953年，汪篯作为劝说陈寅恪“北上”的使者，来到广州，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