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府如何进行绩效管理

<正>古代政府特别重视对各级地方官的考绩。从尧舜的"五载一巡守"、夏禹的"会计"诸侯,到战国以后的"上计"制度,都是针对地方行政长官设计的。由于地方官远离皇帝、不易控制,又掌一方大权,用考绩制度来控制约束,对于整肃官僚队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中国古代政府组织结构是一种集权体制,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上,强调政府对社会控制;     

跨国并购政策协调的多层级体系研究

对于跨国并购的治理需要一种国际性的制度安排,用来协调集团之间的控制。尽管如此,集权以及分权都无法单独解决这个问题。一种充分的国际并购控制安排必须要权衡并整合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     

微观公共领域的政治检视

公共领域,作为公民政治活动的主要领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论述之后进一步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学者对公共领域,尤其是对微观公共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拓展,使微观公共领域的民主与政治得到强有力的发展.微观公共领域反对强调等级秩序的集权制,主张组织的多样性、微观权力的弥散性,追求政治谱系的多样化.微观公共领域政治谱系中的邻里民主、直接参与民主和对话协商民主,向我们展示各自的政治诉求都表现一个共性:不提倡同质划一的利益,而肯定在冲突之间寻求妥协的能力;不标榜牺牲奉献的利他主义,而主张协同的共利思想.     

潜规则探源及对策思考

潜规则在我国源远流长,它是权力腐败的载体。中国古代高度行政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森严的官僚层级制度是潜规则发生的根源,而中国特有的儒家文化思想和民族性格的劣根性客观上对“潜规则”的肆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以下放权力为导向的行政体制改革不完善,使得潜规则的蔓延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只有加强权力监督,培育并壮大行政监督主体的力量,同时在民众中加强法律意识,才能最大限度地杜绝潜规则。     

晚清农民的生活

清朝中叶，中国人口数量增长很快。18世纪时，人口就比清初翻了一番，达到了约3亿。1850年，全国总人口已达到4．3亿。在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平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帝王功不可没，正是在他们的集权统治下，中国社会稳定，国家经济发展迅速。     

董事会"票决制"及其前提条件

本文认为,"票决制"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成为有效率的决策机制.相对于外部董事来说,在内部董事长的决策能力高于一定标准时,或者当董事会的信息沟通效率低于一定临界值时,由董事长一人决策的"集权制"可以比"票决制"更有效率.此外,本文也在模型中分析了现实中的决策机制,即介于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冠以"票决制"名义的集权制,发现这种决策机制的效率处于"票决制"和"绝对集权制"的效率水平之间.当董事会的特征满足某些条件时,该决策机制的效率更贴近"票决制";反之,则更贴近"绝对集权制".     

俄罗斯政坛出现三大趋势

最近,俄罗斯政坛出现三大趋势,一是强化国家政权,实行总统集权;二是改变政党格局,形成一党为主;三是规范民主生活,走向"可控民主".目前,普京总统集权的局面已经形成,令西方国家为之担忧.但这种情况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符合俄重振大国地位的现实需要.由于时代条件已截然不同,俄罗斯不会再回到苏联时期和沙皇时期,普京的"集权"模式也不可能变成"极权"模式.     

中国的财政分权、政治集权与经济增长——以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为例

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重的.财政分权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经济增长制造了许多障碍.财政分权的伴生现象之一是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理解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之于经济增长的双重影响,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仅仅考虑财政分权,还不足以全面反映两者关系.正是由于政治集权对财政分权之于经济增长的破坏的限制,才保证了中国持续三十余年的经济增长,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也因而成为当前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特征.     

浅析集团公司财务管理重点问题

对于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为了实现集团总价值最大化的目标,重点在于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经营战略上专业化与多元化的协调;二是财务控制中的集权与分权的权衡;三是决策的程序化与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