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戴季陶的演讲稿《孙中山与台湾》

20世纪20年代,台湾先进青年深感只有祖国强大才能解救被日本殖民者奴役的台湾,因此,他们纷纷参加祖国大陆的革命运动。1926年12月,在祖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广东的台湾青年学生在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为了更好声援台湾人民反日斗争,1927年2月5日,戴季陶应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之邀,在黄埔军校作了名为《孙中山与台湾》的演讲。该演讲使台湾学生进一步了解到,孙中山在临终之际,不仅关心台湾同胞及其革命事业,而且还高瞻远瞩,放眼东方和全世界,把台湾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世界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提出了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共同打倒帝国主义的建议,进而为台湾人民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     

空间正义与城市革命 ——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由于新全球化的全面扩张和都市化运动的快速推进,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方式已由传统的物的生产转换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由此空间正义/不正义成为所有社会问题中的重点和热点。作为断裂化、等级化的城市空间凸显着空间非正义问题,表现在生产领域中城市空间成为受资本力量支配的新的剥削模式,分配和交换领域中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城市贫富悬殊的加剧,消费领域中城市空间的等级化与堡垒化。在大卫·哈维看来,要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必须在城市空间开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重塑公民意识,争取空间生产权。     

马栏革命根据地党的干部教育研究

马栏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式的不断壮大,为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党组织通过建立干部教育培训制度、推进师范学校教育、举办干部培训班等途径,对干部开展了有效的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培养了一支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形成了红色“马栏精神”,也为全国红色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优良的干部队伍。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思维革命

与其他哲学学科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开拓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这种集批判性和革命性的辩证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高度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结合的思维方式,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遗产。其哲学思维方式的确立,使马克思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苑囿,从抽象空洞的思辨哲学走向回归现实世界的人本哲学,使立足于实践根基的马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最终实现哲学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卢氏鸡毛飞上天

卢氏县名的由来 芳菲四月天,坐在北京去洛阳的高铁上,一路西行.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春色:红了,绿了,近了,远了……此行的目的地是卢氏县,一个心仪已久的城郭. 卢氏县地处河南省西南,与陕西省的洛南、丹凤、商南接壤,横跨崤山、熊耳山、伏牛山三大山脉,以熊耳山为界,南为长江流域,北为黄河流域.全县8镇11乡,353个行政村, 37万人口,总面积4004平方公里,是全省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平均海拔最高的深山区贫困县、革命老区县.1934年红25军征战中血沃中原,并在伏牛山创建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孙中山浙江视察及其社会影响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其足迹遍及海内外。1912至1916年间,孙中山曾经四次到浙江视察,杭州、绍兴、宁波、海宁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每到一处,他都会即兴发表演说,宣传他的革命思想。他还多次前往秋瑾墓、陶社等烈士陵墓或祠堂祭奠英烈。通过梳理孙中山在浙江各地的革命活动,阐述其浙江之行的社会影响,并结合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相关文物,管窥孙中山如何进行革命的动员和传播。     

深入挖掘馆藏革命文物的潜力——以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为例

革命文物是中华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富感染力和说服力的爱国主义教材。本文就以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为例,就新时期如何挖掘馆藏品潜力,架起与公众之间沟通、学习的新型桥梁,让藏品成为提升纪念馆公众服务的重要媒介略作探讨。     

在宁夏，习近平见了这些人

7月18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银川等地，深入农村、企业、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就落实“十三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进行调研考察。沿着总书记的考察足迹，记者进行了回访。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涵盖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等要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不符合中国实际,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常的发展轨道,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迷途和失误。     

十七年诗歌的艺术缺失及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诗歌创作一度成为时代的"热潮",也出现过一些感情真挚的佳作,但缺乏诗性和诗美的平庸乏味之作居多,很多诗歌沦为了图解政治的一个符号或传声筒,整体上蜕变为革命话语和政治权力的承载工具。一些诗人泯灭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把诗歌当作政治权力的一种玩赏;一些位居高位的评论家把持着话语权,成了扼杀诗人和诗歌的刽子手。在极左政治的时代语境和态势中,十七年诗歌的发展艰难而曲折,出现了严重的非艺术性、非诗化的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