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翰与林则徐的关系述论

杨国翰与林则徐相知相交14年。两人谈励经常、书信往来,触及了吸食鸦片这一当时严重的 社会问题。杨国翰去世后,林则徐撰写了墓联和墓志铭,对他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1840年以前清代制作、私贩、买食鸦片罪的法制研究

清代自雍正时期至道光二十年即鸦片战争以前,对鸦片犯罪的立法经过了从无到有,从零星几条到专门章程的过程。罪名逐渐增多,量刑也从轻至重。对这一时期鸦片犯罪的立法从制作、私贩、买食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通过相关案例探讨司法运作状况,以期对现代禁毒法制提出历史借鉴和建议。     

伪满洲国鸦片专卖：巨大规模的国家贩毒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制造的伪满洲国,是此后日本发动一系列扩大侵略战争的桥头堡和发源地,也是众多大规模殖民、奴化政策的实验场,在鸦片政策上也是如此。伪满洲国的财政制度乃至鸦片专卖制,都是在日本大藏省派出官僚的指挥和参与下制定的。整个伪满洲国的制度体系都采用了日本的模式。在统治区内大肆收购民间鸦片甚至强制掠夺,冒险到华北、西北各地以及国外采购走私鸦片,管理日朝侨民贩毒问题以及对上瘾者登录等,都表明在伪满洲国财政体系中,实施鸦片专卖制是极为重要和迫切的政策。该文主要依据日文相关资料对日本当局控制下的伪满洲国贩毒事实进行分析,揭示其实质是日本为满足侵华需要而进行的有组织的规模巨大的国家贩毒。     

平民价格享用“白色鸦片”

前几天,在旅行社工作的明友小李打电话说：“乃坚,咱们去军都山滑雪啊,”听罢,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好嘛．我都多大岁数了,老胳膊老腿的知天命之年,滑雪去,这不等着扭腰折腿吗？小李仿拂看穿了我的心事,忙说：“没关系,滑雪场里比你岁数大的不是没有,”     

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与农村经济的危机

本文重点对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鸦片种植及其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中，普遍而广泛的鸦片种植，无疑给整个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农业基础因受到削弱而变得极为脆弱和不稳定。同时，对这一社会性问题产生的原因也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从药品、食品到毒品——鸦片的社会学研究

鸦片在中国从唐代到明代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漫长岁月中并没有成为社会问题,为什么在清代泛滥成灾、酿成公害？鸦片由生饮、煮食到吸其烟气,方式的变化,促使鸦片从药品、食品一变而为毒品,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且受到国人的热捧,吸引上瘾者纷纷上钩,如痴如狂,不数年风行全国各地。     

道光时期以来浙江鸦片流播问题初探

清朝道光统治时期,沿海省份浙江成为遭受鸦片侵害的重灾区之一。台州、温州种植罂粟、售卖鸦片,嘉兴、杭州、宁波等地鸦片走私入境。吸食与贩卖行为是造成鸦片毒害蔓延的重要因素。外国鸦片商,闽、粤等地的商贩,本省烟贩和鸦片吸食者,盗匪游民等均是鸦片利益的＂收获者＂,成为官方处理鸦片问题的巨大障碍。     

鸦片和轮船:晚清中国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述

鸦片与轮船,分属消费品与生产工具的不同领域,是直接导致近代中西冲突与社会变革的关键性物质。西方轮船载来鸦片,导致中西冲突,又由轮船打开晚清边界,引发洋务派以轮船为中心的"自强"运动,由此在文化想象上构建起鸦片与轮船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既是晚清政府解决一系列社会冲突之意识形态基础,也是直至今日中国近代历史叙述话语的主线。一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化、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与文化转型都把鸦片作为一种灾难性记忆,把轮船作为一种富强的象征,只有获得物质性"利器",中国才能改变积弱之形象,建立独立、富裕与强大的国家形象。因此,鸦片与轮船的复杂关系,既是我们切入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物质基础,也是反思近现代文化及其历史叙述的不可或缺的物质维度。     

1927—1934年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禁烟活动——以《申报》禁烟资料为考察依据

近代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烟毒泛滥,民众深受其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禁烟。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地区的禁烟虽一度取得若干成效,但最终却归于失败。"断禁"后期公卖力量压倒断禁力量,是该地区由严禁重归弛禁的直接诱因;而中央政府缺乏彻底禁绝烟毒的决心,是这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鸦片”与“臭铁”

小说《合水渡》里有几个特殊场景,通常把类似场景称之为“群体性事件”,那是一种正式的、文本的说法。它的非正式通俗称谓叫做“群众闹事”,起因是“事”,形式为“闹”,同时必须是许多人的集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