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政府工作报告》话语中的社会变迁

基于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法,对历年《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5)进行话语分析,探讨政府工作报告话语中的社会变迁.研究表明,历届政府工作的重点包括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人民"为本、坚持政府主导;建国以来的各种变迁和问题,包括发展重心转为改革、发展方式、金融与民生等,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民生建设,政府由单一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社会温饱问题解决后面临分配问题.政府工作报告话语折射出建国以来的各种社会实践和变迁.     

新时代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

国家立法者依照一元分立下衍生的国家法律监督理论建构了我国的检察系统,但没有在具体立法中规定其相应的全面监督职能。在设立监察委员会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宪制中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构成将面临重大改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必须予以重构,这为检察机关实现地位与职能的一致性和职能的优化提供了契机。在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应当坚持宪法关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定位;遵循法治精神,在重构中实现国家权力分权制衡,发挥法律监督权维护人民主权的功能;反映司法规律,把公诉职能作为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并对之开展符合司法规律的职能优化。     

“元治理”视角下全域旅游治理体制的构建

单一的旅游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全域旅游表现出的全局性、衔接性、带动性、整合性和共享性要求,只有多种旅游治理模式间发挥协调互补功能,才能适应全域旅游发展要求。如何促进多种治理模式实现有效的混合应用,成为旅游治理体制构建的新议题,即如何实现治理中的善治模式,是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急需突破的时代任务。"元治理"理论导向的旅游治理体制构建,就是建设与全域旅游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即要明确政府在"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促进公民社会发展、加强旅游法制完善与实施、强化旅游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配置、平衡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以及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借力优质景区建设助推全域旅游治理体制的构建。     

价值、文脉、隐喻与物元: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人居环境的四个维度

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文化融入人居环境成为一个"生活┼"的新语境,受现代工业设计思想和标准化的影响,许多城镇被克隆和模式化,产生了经济效应与居住者心理需求的矛盾、生活空间与城市文脉之间的矛盾、求新与传统人居文化之间的差异。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将这些基因和精神根植于现代人居设计和建设之中,具有很高的时代价值;利用后现代主义的城市文脉观来协调人与建筑的关系、城市人居与传统文化习俗的内在联系;从人文、历史的视角研究人居群体,利用隐喻观手法将传统文化作为词汇,隐喻于点、线、面、空间、质感、色彩之中;最后用物元观的维度将人居、传统文化、文脉抽象成一个三元集合,用可拓工程方法分析传统文化与人居的关联度,用优度寻找一个合理的融入方案,构建现代人居环境系统。     

切刻动词及其变式

选取莱文在English Verb and Alternations一书中收录的切刻类动词为语料,运用成分理论讨论动词及其变式的语义关系。在此研究了切刻类动词进入相应变式的准入条件,讨论了在概念框架下切刻类动词和其变式的语义联系,并且指出莱文对动词分类的不合理之处,提出了修改意见。     

伊恩·麦克尤恩小说后现代叙事艺术

当代英国"国民作家"麦克尤恩在小说中合理地运用元小说﹑时空交错﹑多重视角和戏仿等后现代叙事策略。这些策略的运用不仅给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解读空间和调动读者阅读主观能动性,而且赋予于文本丰富的表现力。     

经典实验再验证:4—6岁儿童数学思维的当代探索及启示

皮亚杰数概念的实验研究一直广受研究者争议,认为其阶段性划分和儿童数概念发展年龄阶段存在问题。在本研究中,运用实验观察法对261名4—6岁儿童进行皮亚杰数概念系列实验验证和变式实验,结果表明:皮亚杰的儿童数概念发展阶段理论得到证实,但不同年代儿童被试的数概念水平是不一致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基于儿童的特殊年龄阶段特点探讨了任务特点、主试指导语、实验材料的熟悉程度对儿童的影响,分析了产生影响的原因,以期待为当代儿童教育的新发展提供一些理论支持     

《警察与赞美诗》的功能文体学

运用功能文体学的理论,通过对三大元功能的介绍和应用对欧.亨利作品《警察与赞美诗》进行的分析。功能文体学为文学欣赏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使人们更好的对作品有了深层的理解和欣赏。     

注意力竞争——基于参与观察与多案例的组织学分析

中国政府行为的一个特征是注意力的戴帽竞争而非直线竞争,即职能部门本可利用业务指导权开展工作,却选择借助党委政府的权威地位推动工作。本文通过近距离观察司法厅案例,对传统的多委托多任务理论进行带有中国色彩的改造性诠释和竞争性对话,提炼适用于分析戴帽竞争的多委托多任务框架。研究发现,在中国政府内部,多委托方的权威地位迥然有别,呈现三元差序格局。弱委托方单向依赖强势委托方,组内比较而非组间比较。多任务的激励强度首先取决于隶属委托方的权威地位,其次才是量化奖惩程度。这一结构总体内生了注意力的戴帽竞争行为。这种差序结构进一步衍生三个后果:(1)权威地位的"马太效应";(2)制度创新竞赛;(3)人格化而非法治化的治理方式。总之,这一研究为理解中国政府运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并对传统的多委托多任务理论有所推进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