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马克斯·韦伯的儒学观

马克斯.韦伯以基督新教为参照,从价值体系、人格取向、财富观与营利观三个方面对于儒教与新教所作的比较,不仅为其中心命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佐证,而且充分展示了其体现在"中国理性资本主义之产生"问题上的儒学观。韦伯的儒学观深刻影响着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学界。它可以被争议和质疑,却无法被驳倒和推翻。这或许应该归因于韦伯自身的多面相以及其创设的"理想类型"。     

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

韦伯命题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追寻社会经济变迁背后的文化动因,要解读中国韦伯式命题就必须解读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在近代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其近代演变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弱相关性。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系统工程更需要相应的经济伦理为之提供思想启蒙、精神动因、价值合理性支撑以及定向定位机制。     

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与合理性理论的内在关联

在方法论问题上,韦伯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因此要想理解韦伯价值中立原则的真正内涵,必须深入其理论逻辑内部.韦伯认为,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是不相容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工具合理性取代价值合理性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消解了价值与意义,但是却为现代社会带来了规范与效率,因而具有其内在合理性.由此出发,虽然韦伯已经看到了在人文社会学科内,完全排斥主观性与价值的维度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试图将在实践领域代表了规范与效率的工具理性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来.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与他的工具理性为主要内容的合理性概念具有内在的关联,是韦伯整个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文明体”与“上层结构”：两种视角下的悖论对韦伯与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观的比较

布罗代尔与韦伯的资本主义观互相矛盾。韦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文明体 ,从文化与宗教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 ,认为理性化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 ,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的进步 ;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当作上层结构 ,从政治 -经济的角度批判性地解释资本主义 ,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理论预设与分析视角的不同是二者观点分歧的根源。     

马克斯·韦伯的经济社会学观点

人们通常总是将韦伯的经济社会学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1904-1905)联系在一起，但本文所要指出的是，韦伯的经济社会学并非如此，它是韦伯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即1919-1920年所新发展出的观点。本文将列举和简述韦伯(晚期)的经济社会学观点，并着重论述其关于“经济社会行动”和资本主义的三种不同类型(理性资本主义、政治资本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的观点。同时。本文也将指出，对韦伯本人而言，经济社会学是他常称之为“社会经济学”的这样一种更一般的经济科学的一部分。最后，本文将以出现于韦伯著作中经济社会学范例和新经济社会学范例之间的比较结束。     

重释韦伯命题:道德激励的三重维度

韦伯命题揭示了西方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伦理文化价值形态伴随社会结构变迁的现代性转型,其创造的一种新型的社会价值激励形态,为实现社会发展提供了特有的伦理动力;文章从对韦伯命题的重释中,探讨在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激励实现的三重维度及其功能结构。     

论韦伯悲观理性化思想及其根源

韦伯悲观地认为现代社会中理性化发展会愈演愈烈,理性内在矛盾即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这导致文化统一性意义和人类自由的丧失。韦伯如此悲观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研究方法的缺陷,它片面强调理性内部之间的斗争性;同时,这种悲观也与其对知识和人性的基本看法有关。     

资本原始积累与社会理性化的本质差异

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历史起源各自进行了不同的分析.然而,一直以来,在韦伯学说的研究中,有人认为韦伯的社会理性化学说是对马克思从资本原始积累角度所作分析的补充甚至超越.这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不仅从根本上混淆了两种异质性理论,削弱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而且直接影响到他所作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二者在逻辑起点、理论内涵和目标指向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别.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不同分析,实质反映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形成的一般规律的不同认识.     

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弊端解析——以韦伯现代官僚制为比较对象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理性精神和法制原则，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明显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中国政府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实际，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