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还是动员式改革--社会动员视野下的中国农村改革反思

新制度经济学并不足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改革,改革过程具有浓厚的动员色彩,是一次动员式改革。这次动员式改革既不同于以群众运动为代表的组织化动员,也不同于市场转型背景下的准组织化动员,该动员式改革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国家不能完全控制动员的影响;改革过程中动员与制度建设相互影响。     

从哲学到社会学——景天魁的学术探索历程

景天魁 ,194 3年 4月 8日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市 ,家乡的秀丽风景使他心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深邃的大海和神秘的海市蜃楼激发了他无尽的遐想。 196 2年怀着解开“社会之谜”的理想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从此开始了不懈的探索历程。然而大学毕业时遇到了“文化大革命” ,196 8年起先后在山西省和顺县的生产队劳动 ,到公社和县委机关工作 ,1973年至 1978年在山西日报社理论部当编辑。 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 ,景天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攻读历史唯物主义专业 ,在相隔十年后回归了探索社会的漫漫学术征程。硕士毕业后留哲学所工作。从 198…     

市场主体与新农村土地空间化及其局限

新农村建设中市场主体对农村土地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是对农村土地的空间生产(空间化),打上了空间商品化的烙印。市场主体对农村土地空间的支配和使用具有以市场价值和市场效率为标准的选择性,对农村空间的规划具有空间商品的局部性。市场主体和农民在土地的空间生产类型和价值认同上存在冲突。     

放弃治疗致残及其社会干预

放弃治疗是致残的重要原因,然而此问题并未引起社会重视。放弃治疗致残有因经济困难放弃治疗致残,对治疗结果无信心放弃治疗致残,对康复治疗无耐心放弃治疗致残,因社会歧视放弃治疗致残,医疗误诊放弃治疗致残等类型。放弃治疗致残对患者个人、家庭与社会都会造成不利影响。要从残疾事先救助,将康复治疗纳入医保范围,社会工作介入等方面对放弃治疗致残的问题进行社会干预。     

发展的价值目标批判及新趋向

发展的内在地蕴含价值的规定性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话语主导下,发展主义的片面价值诉求一度甚嚣尘上。在批判发展主义的发展价值的基础上,近年来,尊重、自由、公正、以人为本等更为全面、深层的价值诉求开始走向发展领域的中心,引领发展价值定位与发展实践。     

时空视角下的现代社会状况

时间和空间是现代社会的构成性要素,是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范畴。因此,时间和空间成为透视现代社会的窗口:对劳动时间的占有和调配与对空间的生产是现代社会生产的逻辑;对时间和空间的规划与开发体现现代社会管理的逻辑;空间分层与现代社会阶层分化二位一体;以时间消灭空间与空间不平衡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逻辑;囚禁与时空压缩是现代人的时空体验。     

乡村振兴的动员机制与模式:整体党委动员与差别化动员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强化党的建设和深化非公党建的特征,提出了乡村振兴中的整体党委动员机制和差别化动员模式.整体党委动员机制在横向上实现了对设有党组织的部门的动员全覆盖;在纵向上实现了从党中央到省市,再到基层的双重纵向动员;纵向的各层级部门之间、横向的不同性质的组织之间就乡村振兴协调合作、资源共享.差别化动员模式对党政部门采取的是无差别的政治化、行政式动员,对农民则是差别化的物质激励式动员.揭示了整体党委动员和差别化动员的效应,对中国学术界提出的压力型动员、运动式治理动员和技术动员等观点做出了回应.     

动员式改革:中国农村改革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并不足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改革。这场改革具有浓厚的动员色彩,是一次动员式改革。这次动员式改革既不同于以群众运动为代表的组织化动员,也不同于市场转型背景下的准组织化动员。该动员式改革采取了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形式,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改革过程中动员与制度建设相互作用;国家不能完全控制动员的影响。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启动是作为动员式改革的非意图性后果出现的。     

“商居分离”:社区重建的另一种模式

中国背景下的社区重建有3个重要主题:政社分离、商居分离、灾后重建。通过武汉市汉正街商业街区从"商居混杂"到"商居分离"的变迁过程,说明了"商居分离",即社区与市场的分离是"政社分离"、"灾后重建"之外的另一种社区重建模式。"政社分离"通过重新厘定"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而重建社区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商居分离"则是通过重新厘定"市场"与"社区"的关系而重建社区的公共性与社会性。     

关于农民市场风险的一种表述 ———市场“规则”与“场所”的关系逻辑

在社会学视野里，市场风险是在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现代变迁中被问题化的。这个变迁过程是市场的两个基本含义“规则”与“场所”从统一到分离的过程，市场“规则”与“场所”的分离使得市场风险成为现代市场制度的内在因素。中国农民所处市场的“规则”与“场所”的分离是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中逐渐实现的；从那时起，中国农民开始承受现代市场带来的市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