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中二倍工资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提要]二倍工资规则随着劳动合同法的修改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二倍工资中的第一倍工资的法律属性属于劳动报酬,第二倍工资的法律属性既非补偿性赔偿,也非惩罚性赔偿或奖励赔偿,而应定位为奖励（惩罚）。现有二倍工资规则构造存在同类行为的违法性要件不同、“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冲突、部分地方政策性内部文件内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等缺陷。应当合理确定二倍工资重构的路径,科学确定二倍工资规则的违法性要件和责任限度等规范要素,通过对《劳动合同法》第14条第3款、第82条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5、6、7条的修改并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实现规则重构。     

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实证研究

[提要]文章以176家中小企业企业家为对象,研究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除学历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不确定之外,企业家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特征对企业国际化绩效有显著的影响;企业家积极型人格特质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企业家经验和能力对国际化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除此之外,企业家能力在企业家经验影响国际化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马丁•布伯的对话解释学及其 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在联系

[提要]马丁?布伯的宗教哲学思想包含着强烈的对话解释学、对话哲学与关系哲学维度,实际上这些维度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而它们的内在联系的基础就在于“我-你”关系对话。布伯这种“我-你”关系与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核心的解释学“我-你”关系得以成形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同时与伽达默尔解释学“我-你”关系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基于CSSCI(2015-2017)数据

[提要]本文以2015-2017年CSSCI收录的446篇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论文为来源数据,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从研究的基本情况、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主要结论为：（1）从研究的基本情况来看,研究成果逐年增加,正在形成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但作者之间、机构之间整体关联性不强;（2）从文献、作者、期刊共被引分析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管理领域,学科交叉融合不多,研究的基础较为薄弱;（3）从关键词共现和聚类来看,研究重点集中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重点领域、政府主体方面,研究的政策导向性较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与党和国家政策文件的出台高度相关。     

“三苏”家训研究——以诗文为中心

[提要]中国人重视家训,因为家训是体现一个家庭或者家族信仰的符号,是家的精神根基,是根植于内心的行为准则,家训的继承和发扬关系到家庭的稳定甚至国家的兴衰。宋代四川眉山苏氏家族因其清正廉洁的家风和经世致用的家训培育出了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三苏”家训的内容、内涵和特色加以研究,从文化背景、地域特征等方面挖掘出“三苏”家训产生的条件,以期为中国的童蒙教育改革、为社会风气的引领、为以“三苏”文化为代表的宋代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承找到可资借鉴的途径。     

古代中国医学典籍文献研究的现状分析 ——基于CNKI（2004-2015）数据

[提要]中医典籍文献是古代中国医学知识的结晶,在中医学及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医四大名著是中医典籍的代表,文章以中医四大名著为对象,通过收集CNKI（2004-2015）年间相关中医典籍研究核心期刊发文,从研究热点、机构合作及作者合作等方面,揭示了近年来我国中医典籍研究的学术动态。     

从“宗教”的本义看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观

作为信仰的一种“此在”的历史性表达形式,“诸宗教”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回到“宗教”之本义,并在此视域下分析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思想。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的主体并非两种“具体化”后的制度性宗教,因此,李氏之佛耶对话并非“援佛入耶”的“置换模式”,而是以上帝之国在世界的建立为目标、以治理世间之苦难与罪为途径的对话模式。     

央视地域形象广告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分析

地域形象的广告关键词，高度概括该地域的独特资源，传播地域品牌形象。从广告学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看，央视播出的各省市地域形象广告，提炼出基于区域现状定位的关键词，配合地域形象视觉识别系统，选择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双渠道播出平台，进行组合推广，注重与受众的沟通，方便受众获取广告的便利性。但是，也存在地域形象定位浮于表面、形象识别系统层次不清、播出平台分散、不能与时俱进等现象。     

论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之关系

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的关系,本质上是门阀制度与皇权政治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能够起到某种形式的考课作用,对于皇权政治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皇权政治的恢复能有效制约地方的分裂倾向,有利于国家的再统一。     

试析当前中国网络文化环境的监管及其利用

［摘要］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既给人们带来了自由狂欢而被推崇备至，又因网络文化致使“优势意见”难以聚合而被妖魔化。网络文化的虚拟性决定了监控和规制的复杂性，技术本身的无倾向性特征决定了技术控制本身所具有的缺陷性，法律规制的有限性决定了监管对象的模糊性，因而网络文化的管理还应主要从加强网络伦理建设入手。同时，网络文化承载着意识形态功能，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快速流动的比特符码面前，“意义”在不断被颠覆、解构和重构，于是它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争夺的阵地。充分利用网络文化环境获取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