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胤征》舞容与后羿传说的蕴意

古文《尚书·胤征》与征战无关,《胤征》叙事关乎历法修正,关乎仪式舞蹈;《胤征》之“征”,不能读为征战之“征”,而是正历之“正”;“胤”与“羿”发音近似,胤即羿,“胤征”与“后羿射日”内涵一致;“胤征”与“后羿射日”是同一传说的分化;被视作“历史”的“胤征羲和”与被看成神话的“后羿射日”,都源于《山海经》,反映的都是上古先民测天修历的实践。     

“认同”与“明示”--汉语本土新词的英译原则与策略

在既有汉语新词的分类基础上重新界定汉语本土新词,利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从西方修辞学中的“认同”观和关联理论中的“明示”说角度对汉语本土新词英译的实例探讨,重新阐释了“直译”“直译加注”和“意译”三类传统策略,提出英译汉语本土新词时应首先遵循“认同”原则,对待不同种类的汉语本土新词的英译要采取不同策略的观点。     

近代汉语中“与”“给”字式使役句研究

近代汉语使役句的句法结构可以表述为“主语＋使役动词＋兼语＋VP”,语义结构可以表述为“致事＋使役标记＋被使者＋结果”。通过对近代汉语“与”和“给”字式使役句句法和语义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其发展变化过程,即使役动词从动作义到具体使役,再到抽象使役或被动义。     

再释《桃花源记》中的“有汉”

《桃花源记》一文中的“有汉”通常被翻译教材译为“有过（经历过）汉朝”,然而笔者通过查找资料认为,以往的翻译理解存在偏误,因此著此文试做探析。同时以“有汉”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及诸家观点的整理,又进一步探讨了“有＋朝代名”结构的“有”的用法及语义。     

法教义学下“醉驾”定性困境之破解

“醉驾”行为应否一律定罪,成为“醉驾”入刑后自始广受争议的问题。然而,司法实践中具体个案的定性尴尬表明,“醉驾”一律定罪事实上是违反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错误做法。如此错误,缘于过分强调分则个罪条款之适用同时,忽视了总则之地位及其与分则之内在联系,继而使得“醉驾”定性适用法律并不完整。完整的法律适用,需基于法教义学而认清刑法分则罪名条文规定的规范实质及其与刑法总则的内在关系,对具体个案予以体系化的法律适用。     

论梁启超文学观念中的杜甫情结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转折时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文学思想与"新文体"倡导实践虽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学主张,但堪称前矛与同路人。梁启超很少推重古代文学家,独对"写实派"杜甫十分推崇,从前期的情不自禁、每每涉及到后期的着力宣传,冠以"情圣"指称,可见梁启超文学思想方面较为清晰的发展路线与道义坚守。论文依据史料,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这方面的内容。     

“神技无技”：庄子技艺美学思想的吊诡

庄子用合道的神技来取代技艺,即用道的自然无为来改铸技艺,无为是无为了,但也就没有人为之技艺了,此即“神技无技”。神技不具有技艺的规定性,技艺是目的性有为,神技是自然无为;技艺创造的是第二自然,神技则不害第一自然。神技也不是现实的技艺或其比拟,神技是对人为技艺加以“自然无为化”或“道德理想化”后的虚构,有其神秘性。神技的逻辑结果就是对现世技艺的取消与否定,如“无画之画”、“其钓莫钓”、“无乐之乐”等。神技经后世的理论转化后,实现了与技艺的统一,那时才显现出“无法之法”等艺术创造思想。     

论《围城》爱情伦理的三重主题

《围城》体现着特定的爱情伦理。通过对方鸿渐和苏文纨、孙柔嘉、唐晓芙等人爱情纠葛的冷嘲热讽,钱钟书把他坚持的爱情伦理慢慢展示出来。《围城》的爱情伦理围绕本然、实然和应然三个主题展开：一是对爱情困境的客观叙述,表现了其主体意蕴;二是对荒诞的婚姻“围城”的热切关注,表现了其现实维度;三是对人生希望的执著追寻,表现了其理想主张。     

论《论语》中的乐思想

《论语》一书中包含着丰富的"乐"(lè)思想,尽管古代的经学家与现代《论语》学者都作出过自己的注解或论述,但是很少有人从文献本身针对孔子乐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进行梳理和论证。通过对文本的统计分析、整理,梳理出孔子乐思想包括仁者之乐、君子之乐、学习之乐、朋友之乐、山水之乐、音乐之乐等六大体系。孔子乐思想的实质是"仁者之乐",其他五种乐是仁者之乐在人生中的五个重要方面的具体落实。     

论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

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对实践审判活动极为重要。认定“主要证据不足”是通往行政法治的一条阶梯。从“主要证据”的预设出发,然后层层推进,深入分析“主要证据不足”及其相关问题不失为一条好途径。对比分析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厘清其中行政法治的考量和价值追求,才能更好地领悟行政诉讼的目的,并借此指导实践审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