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漂移中的修复——兼论张德明诗歌的“万难诗意”

当代诗歌的写作资源经过几次调整之后开始转向形而下的当代生活.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意逐渐呈现出困难或者说万难性质.就是说,当代诗人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讹诈下寻找到了见证当代生活的方式和勇气,并创造出一种妥协的、让利性质的"诗意".此外,当代诗歌美学特征的转向还来源于诗人对口语叙事能力的把握和处理.而张德明的诗歌写作,正是对当代生活"万难诗意"的认同与表达.其作品展示了细碎而怪异、驳杂而丰富的当代个性经验和体验,风格上则体现出冷硬、幽暗、反讽等等后现代特征.张德明用自己的写作表明了当代诗歌可能具有的难度和限度.     

Optimal estimation of a finite population mean under generalized random permutation models

Employing certain generalized random permutation models and a general class of linear estimators of a finite population mean, it is shown that many of the conventional estimators are “optimal” in the sense of minimum average mean square error. Simple proofs are provided by using a well-known theorem on UMV estimation. The results also cover certain simple response error situations.     

西周时期民间家庭教育内容管窥——以《诗经·国风》的探析为例

从家庭教育角度探析《诗经》的民歌部分 ,也是其精华部分的《国风》 ,其内容主要有自然、生活常识 ,生产、生活技能 ,德行、修身之道和崇拜、祭祀之理等几个方面。由于《诗经》诞生的特定社会背景以及作为教育内容的经典性 ,从这些内容中可大致看出西周时期民间家庭教育内容的基本面貌 ,也可以此为起点 ,静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民间家庭教育内容的演变和发展 ,为现代家庭教育的内容选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略论中国西部诗群的崛起及其审美追求

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诗坛引人注目是西部诗群。它植根于旷远深厚的民族历史、苍茫辽阔的地域文化和超常艰辛而又充满希望的现实土壤,以着力表现"西部氛围"、"西部意识"和"呼唤浩歌"为其美学追求,成为众多诗歌流派中最有当代中国特色和生命力的诗歌流派,其创作堪称中国西部文学乃至80-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精神和艺术上的一座高峰。     

李贺《恼公》《昌谷诗》试注

李贺的《恼公》是打油诗,"恼"寓有"闹"意,又是一篇严肃的诗文评点。非艳诗,非自嘲,旧注皆非。诗从嘲讽《登徒子好色赋》入手,揭露了毛公《诗序》的虚妄。李贺诗具有自己的源流和反封建礼教的倾向。《昌谷诗》结构为三部曲:序曲凭吊嵇康等;中曲讴歌武则天;终曲写诗人梦中的憧憬。统领全诗的主题思想是无君论。     

《诗经·国风》中情礼冲突之再评价

“礼”历来被认为是压抑和禁锢个性的工具 ,遭到猛烈抨击 ,而对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进步作用人们往往视而不见 ;“礼”的形成和存在 ,实际是出于对群体利益的关照 ,情礼冲突的实质是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和自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有限性的矛盾 ,是社会的整体进步和个体利益必要舍弃之间的“二律背反”。从这一角度说 ,“礼”的价值值得再思考 ,情礼冲突的实质可以再评价。     

论宋人杂体诗

杂体诗源远流长,是一笔不小的文学遗产.本文从杂体诗发育较成熟的宋代切入,论述了来前和宋代的杂体诗,宋人的杂体诗创作理论,分析了杂体诗在宋代盛行的原因及影响,认为杂体诗是汉语言文字自身特征的充分体现和巧妙运用,它的部分作法确为"文字游戏",但其优秀作品却是艺术品,不必一笔抹杀.     

诗话的顶峰--钱钟书《谈艺录》的历史地位和治学启示

钱钟书的<谈艺录>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来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钱氏渊雅浩博的学力和洞微烛隐、老吏断狱的眼力为他从事"打通"式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敢向历代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更体现了钱学独有的魅力.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颇有启示.     

姚椿雅正诗心论

本文为清代嘉道时期寒士诗群研究系列论文之一,主要从姚椿的生存状态、心理心态切入,通过与寒士诗人郭、彭兆荪的比较,论列姚椿的诗歌理论并作品形态.     

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

对于悲剧的理解,张爱玲认为人性的偏执、情欲的盲目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她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性.尽管她的小说可以说是"对时代颓废与家庭败落的怅惘与悲叹",可以说是对男欢女爱的冷眼旁观,甚至可以说是"开向四十年代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但这些都不是张爱玲小说的最高命意.相反,它们都构成了张爱玲借此表现人生、探索人性的一个背景,一个五彩缤纷的悲剧舞台,舞台上演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性.从此可以看出,张爱玲的悲剧观是对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美学思想的极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