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活》:荒诞背后的焦灼

阎连科的《受活》用超现实的方法营构了一个荒诞奇诡的艺术世界,在荒诞的背后却是作家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劳苦人命运的焦灼,对造成劳苦人悲惨遭际的权力个体、权力机制的拷问,以及对造成劳苦人失语的当下文坛的不满。     

1946-1952年土改小说创作潮流初探

土地改革小说创作潮流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而起,是一种特定时代特定题材的文学书写思潮。通过史料发掘和作品重读会发现,这股声势浩大的创作潮流长期以来被研究者简化,导致土改小说创作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状态。从宏观角度来看,这股创作潮流的发生与推进,既源自延安文艺理论与运动的指引,也是广大作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土地变革之配合与跟进,从这些作品中折射出了延安文人精神层面的变化与矛盾。     

社会性别思想在“摘要”和《起源》中的呈现——兼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性别思想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的"摘要"和恩格斯的《起源》都是探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关系的经典之作,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探讨社会性别问题的典型作品。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性别理论研究者,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者的眼中,两部作品却是截然分开的,后者的受重视程度空前,被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的"圣经",而前者相对是被忽视的。事实上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逻辑关联和思想关联,将这一关联揭示出来,对于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性别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研究——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研究

本文从组织规模与类型、组织结构、组织行动等方面对北京市社区治理中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活动情况进行剖析,并结合北京实际,揭示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总结当前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力。通过研究发现,社区民间组织既能有效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为公众提供参与交流、活动的公共空间和平台,同时社区民间组织在预防社区矛盾和善治社区等管理方面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唐物语》中的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

王昭君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中也广为演绎和流传。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的《唐物语》第二十五篇就是王昭君故事在日本演变的产物。昭君故事中最核心的要素当属"画工曲笔",这一要素在《唐物语》中也有所体现。但是,在画工曲笔的契机和缘由,帝王与昭君及后宫嫔妃间感情纠葛的细腻描摹,以及昭君悲剧产生的根源等三个方面与中国原著的焦点截然不同。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反映了日本天皇与后宫关系与中国的迥异。它融入了浓郁的日本本土文化色彩,为我们体悟两国风土人情的差异、把握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借鉴和思考。     

美国“无辜物主抗辩”近观

美国的"无辜物主抗辩"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在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美国法律逐渐探索出根植于美国法治土壤的独特的第三人财产保护制度。现行的"无辜物主抗辩"也为美国民事没收制度带来了新的发展力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了解美国"无辜物主抗辩"的由来,并深入分析《美国法典》现行的"无辜物主抗辩"的相关概念及其适用,既是对美国民事没收程序的深入了解,更是中国今后在第三人财产保护制度上可以借鉴与参考的理论基础。     

“河湟”地理概念变迁考

“河湟”这一地理概念,大致经历了汉代构建时期、唐代扩展时期和宋代以后复原时期三个阶段。汉代,随着中原王朝疆土西拓,“河湟”表述得以构建,但早期“河湟”内涵并不清晰;唐代,由于“河湟”地区本身战略地位的变化,“河湟”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其内涵更加的抽象化,指代的地域范围也更加的泛化和模糊;宋代以后,随着“河湟”边防地位的下降,其内涵也趋于向本体回归,最终成为今青海、甘肃两省黄河与湟水交汇区域的普遍代称。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风景:花木与建筑简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许多描写“南洋”风景的篇章,其中以“南洋”花木描写与“南洋”建筑描写卓为突出。诗人杜运燮的《热带三友》笔致动人地写述了“南洋”椰、蕉、木棉的尤异姿态和精神内涵。“南洋”的佛塔寺可谓“南洋”文化“超机体”的一个泛例隐喻,而新加坡的“鱼尾狮”则是“南洋”文化记忆库里最微缩典型的一个特案象征,两者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的代表性视界具体而微地诠证了“南洋”建筑风景全部文化归属性的“情感结构”。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分利秩序、治理取向与场域耦合：一项来自“过渡型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镇化推进下的“过渡型社区”成为城乡分治的模糊地带,利益和资源的不断输入,使得其治理主体和治理场域发生重构。基层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被“分利性”进行价值侵占。就如何厘清“过渡型社区”利益博弈秩序中,出现“弱治理强分利”与“强治理弱分利”两种分化样态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基于绍兴安置社区、武汉城中村两地治理实践经验表明,在“国家 市场 社会”三重结构化关系中,社会治理单元在“城乡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分利制度异化、农民利益外显、基层治理弱化等具体表征。其中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在“国家 市场 社会”场域耦合中形塑出的治理取向,揭示出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多元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