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亚五国“C5+1”合作机制的发展与演变

2020年初,美国国务卿访问中亚,随后美国发布了《美国的中亚战略(2019-2025)》,这标志着美国对中亚地区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其中,美国参与中亚事务的重要机制之一便是C5+1机制,该机制的目标在于:改善中亚地区的经济环境、保障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促进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自成立以来,C5+1机制大致经历了初创期、发展缓慢期与调整转型期三个时段,这一发展历程具有鲜明的特征,也受到阿富汗安全形势、美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中亚周边大国关系以及成员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结合C5+1机制的发展过程,可以判断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C5+1在美国介入中亚事务中的重要性将不断提升,美国利用该机制遏制域外国家的意图将会增强,中亚国家对外政策的灵活性也将提高,阿富汗与中亚国家的联系将进一步强化。     

名人怎么做父亲

鲁迅:顺其自然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7年,称其为“小红象”,因为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解释:“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这足以显示出父爱。     

移动支付大数据助力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工作的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效果放缓,消费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更多依靠消费引领、服务驱动的新特征,而生活性服务业作为服务和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消费需求、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出三藏记集》中的翻译思想与实践

《出三藏记集》记载了我国东汉至南朝齐梁年间的佛经翻译情况，是佛经翻译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记集》从四个方面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翻译思想和实践：僧祐从语言学和文艺学的角度对翻译的看法；译经僧们多用“出”表示翻译；佛经翻译原文多为胡本；译场的基本结构已经确定。     

张浚生:拳拳一颗报国心

2014年9月香港"占中"事件发生后,"末代港督"彭定康发表怂恿"占中"违法活动、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言论,新华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长张浚生十分愤慨,通过香港《文汇报》、凤凰卫视等媒体予以痛斥,表达了一个国人的拳拳报国之心。红土地上的优秀学生干部1936年,张浚生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长汀县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还是革命老区和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张家前辈几代人在朝廷为官,显赫一时,只是到了张浚生祖父时家道中落,他的父亲起初任私塾老师,后改行做裁缝。但诗书传家的传统,让张俊生受到了不错的启蒙教育。     

《银狐》民间文学叙事的现代言述

《银狐》是郭雪波在对民间传说和历史资料整合的基础之上创作而成的。作者通过叙述常年栖息于科尔沁草原的一只银狐与人类、现实的关系和冲突,构成了小说内在叙事张力。虽说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这部小说内容、题材和创作方法的民间特色,但从叙事学的角度,在民间语境中对它予以观照的甚少。因此,有必要对小说的民间性叙事特做纵深拓展。也就是说,从小说的民间资源和叙事策略,探讨民间叙事的内在意蕴。     

珠江总队成立70周年纪念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珠江三角洲敌后建立并领导的一支坚强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八年的抗战岁月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部队,成为南粤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珠江纵队在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坚决依靠人民群众,灵活运用人民军队的游击战略战术,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环境和特点,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与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兄弟部队并肩战斗消灭了大     

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低烈度军事网络行动——《塔林手册2.0版》相关规则评述

《塔林手册2.0版》规则47及有关规则阐述了在专属经济区内实施网络行动时应遵守的规则,其中对"和平目的"原则、"适当顾及"义务、低烈度军事网络行动以及在专属经济区部署海上网络基础设施作了不同程度的解读。这些解读部分是海洋强国对专属经济区内航行自由与军事活动所持的立场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未来有可能通过准软法加国家实践模式,创设专属经济区内军事网络行动的新规则,并藉此将海洋强国对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所持的立场法律化。沿海国应在国内立法和行使管辖权的实践中,扩大对专属经济区内与网络行动相关的军事活动的管制,通过国家实践确立在该领域的主动权。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