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敦群培旅行文本再解读

更敦群培1934年前往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游学深造，历时12年之久。在南亚期间，他以文化行者的身份和跨文化视角，撰写了《智游列国漫记——金色的疆域》《锡兰纪行》等极具特色的游记，开创了自成一体的旅行文本。历史上藏族学者对以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南亚文化的书写和表达多是对异国形象进行想象建构，而更敦群培的旅行文本则重新审视和考察地理接壤、文化互动地带的印度宗教、民俗文化，消解藏人先验印象中南亚形象的思维定势，重新发现本土文化价值，对根深蒂固的印度宗教文化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反思各种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不断确立他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化中立心态。隐匿在旅行文本背后的是人类学家的身份和另一种民族志书写范式。     

《新民主主义论》与周扬新文学史观的变化探微

进入1940年,周扬的新文学史观在对待旧文体、新文学的历史分期和对文学革命及主要人物的评价等方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毛泽东的经典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于1940年1月的发表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研读《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后周扬所写的有关新文学研究的文章,发现周扬新文学史观的变化与其身份的特殊性密切联系。周扬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更是中共文艺战线的主要领导者,其新文学史观此时已经带有一定的政治烙印。研究周扬这时期文学中被后人忽视的细微差别,有助于准确把握周扬逐渐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的过程。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准备工作”的含义、作用及适用

国际(常设)法院对"准备工作"的态度经历了由排斥到逐步接纳的过程;DSB强调其适当作用。第31条到第32条本身需要澄清。"准备工作"问题包括其含义、范围、作用和适用等:"准备工作"无强制性;其范围乃条约的成立史,包括与条约谈判、缔结相关的所有书面资料和仅作为例外而使用的口头资料;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真实性、完整性和可得性,但缺乏证据价值;其存在局限性,包括资料的浩繁性、矛盾性、缺失性、含糊性、自利性与失灵性等。不同内容和来源的"准备工作"材料价值、意义相异,解释者应依《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持谨慎态度并严格审查,以识别其相关性。WTO案例将"准备工作"效力及于后加入国家;单方来源的准备资料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关性。     

《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传》的宗教史价值

文章对蒙文版《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传》中所载内容进行梳理,主要从寺院建立、寺院教育、寺院经济与管理、佛事活动等4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说明该《传》在蒙古族佛教史、藏传佛教史、蒙藏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巧女的故事》的叙事研究

我国对于民间故事的研究,可以从故事讲述人,故事听众和故事文本三方面入手。目前学界已经开始重视对故事讲述人的调查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对故事听众即接受者的研究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对故事文本的研究也相当薄弱。本文拟借鉴国内外现代叙事学成果,以故事文本为对象,从叙事时间,叙事体态,叙述句式和叙事风格方面,对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代表性极强的作品《巧女的故事》中的故事做初步的探究。     

《新列国志》中的“借言作断”之法

冯梦龙在《新列国志》的创制过程中，发挥《左传》“借言作断”之法：一方面，将春秋义理融入人物话语，明白显豁地反映历史真相，寄寓是非论断；一方面，借鉴《左传》中“君子曰”的模式，以髯翁、髯仙、史官、史臣等身份进行讽咏，或出以己意，或引经据典，以有诗或无诗的评论，增加内涵与意趣。他力图经史融合，藉由小说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大众教化，提升了列国小说的品格，确立了《新列国志》在列国小说演进过程中的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