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乡集》内丹性命思想析论——兼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较

《道乡集》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一部丹经,它主张性即神,命即气(精);性命有先后天之分;先天即无极之时,后天即太极之时;内丹性命双修是以性为体,以命为用。守明堂为炼精化炁的入手功夫;守明堂最难在止念;止念之法的实质就是凝神入气穴;凝神入气穴的首务是得着玄关;凝神之法是"寂照得所"。伏气就是神气相依气穴,息定于中;心息相依,息定心亦定,心定息亦定。行周天火候,乃自然而然;十二时与十二卦均是虚比;不仅升降有沐浴,呼吸之间亦有沐浴;气来则用武火,气去则用文火。元神即火,真息即风;风火同用,精自然化为炁。这既继承前人,又多发前人之未发。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除了先天气之外,《道乡集》的上述内丹性命思想不同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两者各有自己的体系。     

陶渊明诗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以新井白石《陶情诗集》为例

中国著名诗人陶渊明的诗作流传到日本后一直备受日本文人追捧。受陶诗影响,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儒学者新井白石就曾作《陶情诗集》这部汉诗集,他模仿陶渊明风景诗的物象传意,重视交友诗的传世手法,并借史言志。但是白石不是简单地模仿陶诗风格,而是想通过诗表"陶情"。他对陶诗的接受,不仅是出于对汉学的喜爱,更是源于他与陶渊明相通的特质,"归隐和出仕"的经历、"儒学"的素养和"正直"的性格特征。国内外学者尚无人提及新井白石对陶诗的接受,这一研究将丰富对新井白石的整体认知以及侧观陶诗在日本的影响力。     

《南史·文学传》体例辨正

沈约《宋书》不立"文学传",李延寿以此为由,在所著《南史·文学传》中以通常被视为南齐人的丘灵鞠居首。后世对《南史·文学传》这一体例多有诟病,其中尤以四库馆臣为甚。经由考察《南史·文学传》及诸类传体例,可知李延寿的做法自有道理,后人批评有失公允。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局外人》的几种读法

加缪的名著《局外人》出版后，域外研究可谓浩如烟海。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论述值得阐发：1.从文本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到语言和叙事；2.从三种不同层面的“荒谬”说来阐释《局外人》的精神内涵，分别为默尔索个性的荒谬、存在主义的荒谬和作为社会批判的荒谬；3.从两种社会理论的认识框架来把握该小说的可能意义，关涉的主要是康德目的王国与马克思交换价值的理论。文章最后结合基拉尔的分析，通过《局外人》与加缪晚期小说《堕落》的对比，尝试指出《局外人》艺术上的某些局限。     

追根溯源：“四个伟大”是《共产党宣言》思想内核的延伸与发展

《共产党宣言》是对资本主义批判、对人类社会规律揭示、对共产主义追求的一部思想巨著。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及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挥着先导性的作用。将"四个伟大"与《共产党宣言》紧密结合,深入剖析,追根溯源,"伟大斗争"是《共产党宣言》揭示的历史性阶级斗争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伟大工程"是《共产党宣言》揭示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实现的保证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伟大事业"是《共产党宣言》揭示的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道路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伟大梦想"是《共产党宣言》揭示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思想的延伸与发展。进入现时代,《共产党宣言》对"四个伟大"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郑天挺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郑天挺在1923年至1934年间主要讲授世界人文地理和古代地理学,并刊出两部讲义:《古地理学要略》和《世界人文地理讲义》。同时,他是最早对《禹贡》进行全文释读的学者之一,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基本问题都有涉猎,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史上应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一度以撰写《南诏书》为目标,研读西南史地书籍;采用以音证史的方法,撰写西藏史相关的论文,批驳当时国际上的有关谬说,显示出其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视野;积极参与云南地方史志事务,开展学术演讲,为地方发展出谋划策。即便在"文革"期间撰写丝绸之路的文章,他也坚持以史料为基础,针对国际学术界相关动向,提出新说。对郑天挺历史地理学方面成就的梳理,既有助于全面认识郑天挺的学术成就,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