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苗图》对（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的批判与匡正（上）

（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为了行文的方便，（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在下文一律简称“乾志”。）与《百苗图》两书写作的时间相近，所处社会背景相同，叙述的对象都是今贵州境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所述内容也十分接近。不同者在于，前者是官方著述，采取的是官方立场，评议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参与编修者一般未经实地查勘，大多靠摘编前人著述或凭当事人的转述材料成文，因而疏漏错讹在所难免。后者则是陈浩凭借本人的实地经历，参阅前人著述，编成的文图并茂的民族志专著。由于位卑言轻，陈浩对“乾志”的疏漏错讹和立场观点的不满，虽然多有批判和匡正，但言词委婉，手法隐讳，以至于后世研究者若不加细究，不免误以为《百苗图》仅靠摘编“乾志”成文，因而史料价值不大。本文在逐字对校两书相关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百苗图》的附图，发现陈浩对“乾志”的批判极为严厉，所作的匡正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要了解当时贵州各民族的实情，理应看重《百苗图》，不能偏信“乾志”的记载。     

重论宋玉大小言赋之真伪

20世纪初 ,前辈学者开始怀疑宋玉的大小言赋 ,但是他们的怀疑证据不足 ,甚至有误解之处。重新研究大小言赋可以发现 :大小言赋是先秦俳词向文赋转化过程中的一个中介标志 ,反映了从俳词到文赋的转变痕迹 ;其作者宋玉是楚王的特殊小臣 ,既伴王左右 ,服侍君王 ,又应命作赋 ,娱乐君王 ,完全具备创作大小言赋的动机和背景条件 ;同时 ,大小言赋又与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唐勒赋》惊人地一致 ,具备早期文赋的各种要素。所以 ,大小言赋当为宋玉的传世真迹 ,并且是宋玉最早的文赋作品     

韩愈诗歌的审丑意识

中唐后期,韩愈继承、发展了前代文人的审丑意识,汲取了前人思想中有益的因素,适应时代的呼唤,变更了原有的审美观念,开拓出了诗歌创作中的审丑境界.他以奇崛突兀、狠重险硬的意境和创新的形式,幽默戏谑的艺术风格影响了一代审美风尚.     

先秦赋诗传统与“赋、比、兴”之义

历代对"赋比兴"的解释看似明晰却极难厘清。种种解读多有从"作诗法"论之之嫌。只有回溯到先秦赋诗传统,才能略探"赋比兴"义理的源头。在先秦政教礼仪中,"赋比兴"的原初含义并不抽象,也并不只是修辞方法,而是活生生地体现为赋诗活动的运作方式。"赋"直陈赋诗者之情志;"兴"取譬感物,将赋诗者之意与诗章结合起来;"比"因听诗观赋者对诗意与交往情景的相类解读而达成。由此出发,对"赋比兴"的思考就可以深入到天人物我之际的关系问题,以及善恶性情的政教层面。作为情志呈露方式的"赋"必须有赖"比兴"才能感发,而"比兴"之感物言志又必须通过"赋"才能成章言志。由此,赋比兴成为赋诗言志活动的三个相辅相成的环节。     

汉代颂体风貌以及颂与赋的关系

颂,本于《诗》而属于成韵之文,汉代是其发展转变的时期。汉颂在表现对象及题材内容上较先秦颂体自由宽和得多,既具祭祀神明、沟通"德性"的本体用途,又具维护汉庭统治的德化、政教功能。而且,汉颂逐渐从先秦紧密的诗、颂亲缘关系中挣脱出来,并呈显描容、叙事与述意兼具的文体特征。它与汉赋不是同体异用的关系,两者之所以出现赋颂互淆的"似赋"、"类赋"现象,除了政治文化及学术思潮等外部原因外,还与二者内在的文体矛盾相关。它们在汉代由原本诗性走向散文化的近乎合拍的衍化趋势,造成了两者界限的一度模糊。     

杨孚《异物志》之物类记述及其影响

东汉求异之风盛行,博学洽闻逐渐成为学者追求的学术目标。在此种情势下,杨孚之《异物志》成为中国古代地志中异物志著述的先河之作,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启了汉唐间地志中异物记述的繁盛局面。同为写物作品,《异物志》体现出与东汉咏物赋不同的创作形式和手法,且对东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物类写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大学语文课堂的生态建设

<正>一、生态化课堂的理论基础生态原本是生物学研究中的一个概念,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一个整体,其中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随着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以及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网络犯罪刑法走向、反思与路径选择

网络犯罪经历网络对象型犯罪、网络利用型犯罪、网络智能型犯罪三个不同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代际特征。传统刑法规范在应对网络犯罪时显示“窘迫”,“力有不逮”,积极刑法又导致网络刑法犯罪化、重刑化。积极刑法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宗旨“貌合神离”,并与传统刑法最后保障法的定位渐行渐远。网络犯罪刑事治理应当注重技术与法律相互支撑、良性互动、深度融合，注重刑事规范的明确性、系统性和罪刑均衡，注重象征性刑法限缩以坚守刑法功能。这既有助于维护网络安全秩序，又有益于防止国家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两汉故事赋的表现题材及文学成就

尹湾汉简《神乌赋》的出土 ,让我们惊叹于两汉故事赋所达到的艺术高度。钩稽相关资料不难发现 ,两汉故事赋或讲述鸟兽故事 ,或敷演历史传说 ,或再现生活场景 ,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世俗民众的思想感情与审美情趣 ,其生成及传播方式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些赋作包孕着戏曲、小说等多种文学要素 ,其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 ,人物形象的鲜明 ,语言的个性化与通俗化 ,都形成了汉代文学中特异的存在 ,从而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俗文学的发展演进有过不小的影响。     

"讽谏"论遮蔽下的汉赋存在

汉赋“讽谏”说影响深远,本文梳理了汉代“讽谏”说的产生及流变,并指出汉代不同于“讽谏”的弱势赋学观点存在。汉代除典型受推崇的大赋之外,还有风格多样的宫廷作家赋作及源于下层文人的民间赋,而汉赋内容、风格的这种丰富性往往被忽视。民间赋创作在东汉末年应该是繁盛的,并且对文人赋的创作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