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分析框架的动力、平衡、调整三种根本机制

机制是规律与制度体制政策及现象的中介。作为规律的外在表现和制度体制政策及现象的内在机理,动力、平衡和调整三种机制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以三大机制及其相互关系为分析框架,可以用来分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马克思当时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根本思路等人们所关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共生哲学若干命题探究

共生哲学是关于共生的哲学理论,旨在对共生现象进行哲学概括和把握,并从共生视角对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实践论、发展论等若干重要命题进行审视与阐释。共生哲学的本体是共生关系,关系是实在的,主体间性的本质是共生;共生价值论坚持价值的属性说与关系性的统一,坚持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倡导建立共生的价值观;共生方法论明确了方法的中介性质,提出了共生哲学的关系思维方法、整体论方法与有机论方法;共生实践论主张实践是人的"类"实践,是"现实生活"的实践,是"关系"中的实践,实践具有共生性;共生发展论坚持发展与环境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当代与后代的统一,主张共生共荣的发展。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基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国内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仍停留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阶段,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产业政策什么时候有效",即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认为,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签订的一个不完全契约,由于剩余控制权分配既是缓解不完全契约环境下敲竹杠问题的方法,也是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模型来分析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发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4个条件:第一,当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时,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足够高;第二,产业政策不应是"一刀切"的,要包含政府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国家具备产权明晰化的微观基础;第四,政府不滥用谈判力。本文从不同方面对模型假设进行了讨论,发现结论是稳健的。     

为官做事中讲究与将就的平衡之道

领导者在工作生活中若颠倒讲究与将就的适用范围,就会过度计较在意表面形式、层级划分、个人利益和工作环境而轻任务执行、岗位责任、民众诉求以及政策效果,容易引致其本末倒置、重心偏离、取向异化、示范错误。为规避错误标准下的错误行为,领导者于公必须讲究,于私则须将就;于主必须讲究,于辅则可将就;于众必须讲究,于己则应将就;于事必须讲究,于功则可将就。     

行业收入不平等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实施的区域差异化改革造成了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其重要表现就在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本研究从区域异质性的角度,通过利用2003—2012年的行业面板数据,采用绝对值和相对值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行业收入极差、极差率、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以此考察了行业收入不平等的区域异质性问题。     

终结性与过程性评价对初中体育教学效果的对比研究——以初中羽毛球劈吊教学效果为例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教学实验法与数理统计法等方法,通过详细的劈吊技术在教学实践中采用终结性评价方法和过程性评价方法对学生劈吊技术的授课进行实验,分析这两种评价方法对劈吊技术的教学带来的不同响应,以便于发现更符合的合适学生劈吊技术领悟和学习效率提高的方法。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传统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通史,不仅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严谨而生动的语言,使之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开创了以记录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类别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生动,丰富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高校校园步行环境评价

在当今大学校园开放性与使用者密度增加的情况下,机动车与人行交通的矛盾日益凸显,校园步行交通环境也因此受到更多关注。本研究从道路交通基础条件、机动车动静交通情况及使用者评价三方面构建校园步行环境评价方法,注重整体与局部、动态与静态、环境与心理多维度之间的关联关系。并以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为例,收集并分析路网连通性、车流量规律、设施分布、道路宽度与路径可达性、使用者行为特征等基础数据,采用问卷、深度访谈等方式,遴选出10个校园步行环境影响要素,构建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步行环境量化评价算法;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低干预度的分级校园步行环境优化建议,以期为校园步行环境提升提供参考。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创新性发展研究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以及创造性转化是新时代的伟大构想与重要任务,这同样也是全党的共识,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是实现自身优化的要求,同时也是弘扬民族精神的根本需要,为了充分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融,解决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文化自卑、文化自负以及文化焦虑的实际问题,实现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需要将正确的方法论作为指导,将合理化的路径作为载体,将超越创新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以此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以及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