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诉交易”对我国相关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中的简易程序、“坦白从宽”政策与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制度,都包含有与“辩诉交易”相类似的因素。这些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可以通过“辩诉交易”来弥补与完善。     

我国应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员"回流的刑事立法研究——以欧盟、英国的应对措施为参考

"伊斯兰国"(简称IS)在叙利亚丢失阵地后,如何规制那些参与IS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员"回流的问题,既是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我国刑法没有专门规定回流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员"治罪问题,但为响应联合国2014年通过的第2178号决议,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和2015年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员"作了明确的规定.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及英国的立法和实践也有相应的规定和应对措施,这些经验对我国以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和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等预防和惩处回流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恪守与厘革之间: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及刑法应对的进路选择

近年来,学界对于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真伪"属性具有不同观点.通过对争议焦点进行分析,不难看出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刑法应对是具有研究价值的真论题.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具有二维面向:其一,人工智能犯罪的归责风险,表现为传统刑法规范在应对涉人工智能过失犯罪时会出现归责间隙;其二,人工智能刑法的体系风险,表现为现有弥补归责间隙的应对措施会破坏刑法体系的安全性、弱化刑事责任的公平性、动摇刑罚制度的正义性.鉴于此,基于回归自然人主义刑法主体观、恪守刑法规制智能风险的理性姿态、满足弥补归责间隙的现实需求的立场,通过构建以判断行为人是否创设不被容许的风险、考察行为人是否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明确相关行为人的责任范围为主要内容的客观归责模式来应对智能挑战,既能够有效弥补人工智能犯罪的归责间隙,又可以规避人工智能刑法的体系风险.     

论刘裕政治军事集团的构成

东晋末年。朝政夷陵,世族衰落,寒门庶族乘时崛起并以刘裕为核心形成了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随着该集团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其内部不断分化;另一方面。它的世族化趋势不断强化。     

时尚“族词”现象新探

＂族＂词从诞生之日起便显示出勃勃生机,并借助网络媒介而迅速壮大。但凡略具某种共性的,不管是人还是物,均能以＂族＂冠名之。其形成有理论可据,体现了语言中词汇系统的相似性和语言的自律特点。其构型具有＂现成性＂,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思维惯性。其广泛传播也折射出独特的社会用词心理倾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意义——从“严打”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演变角度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遏制快速增长的犯罪率,我国提出了"严打"刑事政策,不仅未取得明显效果,反而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其实质就是对纷繁复杂的刑事犯罪情况区别对待,既要做到有力打击,震慑犯罪;又要做到宽严相济,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对实行刑事和解若干问题的探讨

推进刑事和解的实行并使之制度化,是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目前法制建设以及司法实践的一项新课题,积极探索和研究刑事和解制度及其实行中的若干具体问题意义重大。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面临困境和对策的思考——基于宜宾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实证调查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存在受案范围小、争议难点多、执行到位率低、检察机关提起偏少等缺陷,为完善这一制度,应将精神损害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明确检察机关在其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法律地位,增设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论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有机衔接

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都是国家对不法行为进行法律制裁的强制性手段,两者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显著的差异性.实践中两者经常发生冲突与脱节,表现为立法上的竞合与适用上的错位,导致"漏罚"或"重罚"等处罚不公的现象出现.为尊重和保障人权、打击和预防犯罪、实现公平正义等法治理念,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需在适用范围、处罚轻重、适用程序、竞合现象的合并适用、强化监督制约、法律救济等六方面实现两者在立法和适用上的有机衔接与紧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