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诸侯王墓葬制度探析

东汉诸侯王墓是规模、等级仅次于皇帝陵的大型墓,其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阶层的埋葬制度,而且便于更全面认识汉代丧葬等级制度.通过对考古发掘并已基本认定的东汉王墓、王后墓的考察,结合文献记载,从墓葬的地面建制、墓葬形制、随葬品、玉衣制度等四个方面,可以看出东汉诸侯王墓的基本特征.     

分期、分类与延伸: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生活的主要时代可分为东汉晚期和建安时期,前者仍为统一王朝,后者则是分裂割据,从前后两期代表人物关注的重心问题的变化可看出这种差异,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后期比前期深入了许多.这是应对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分期的理由.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思想倾向的不同,是魏晋礼法和玄学的政治、学术思想形成的源头之一,此为应对代表人物分类的原因.从东汉晚期开始探讨的儒法关系等问题,对它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曹魏早、中期,为了更完整地把握汉魏时期思想嬗演的轨迹,应将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时间段进行延伸.     

东汉“鸿都门学”设置原由探析

东汉光和元年,灵帝在鸿都门内设置鸿都门学。当代有不少学者认为鸿都门学是一所文艺专科学校,也有学者认为灵帝创办鸿都门学的目的在于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然而据史实研究,鸿都门学没有正常的教学研究活动,不是培养文艺人才的学校。同时,根据灵帝的为政能力和品性分析,其设置鸿都门学也没有特殊的政治考虑。鸿都门学主要是灵帝出于个人对文艺的偏好和为政的随意性的产物,也是灵帝诸多荒谬行为中的一例。     

简论东汉文学的平民化倾向

在东汉前期文坛上,文人身份首先为治经者并多出身于经学世家。到中后期,随着官学、私学的兴盛带来的学术普及和鸿都门学的设立,这种文学家兼经学家“一身二任”的特征发生了转变,寒门出身的文人在文人群体中比例不断扩大,平民化倾向的新文人阶层悄然崛起,社会主流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也随之发生巨变,东汉后期文学多以平民情绪和视角来观照社会生活,平民出身的文人渴望建功立业但往往怀才不遇,他们的创作表达着个人的坎坷遭际和苦闷怨悱,带来了文学题材扩展和体裁新变,也突破了温文尔雅、博学典美的贵族审美特质,预示着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文学自觉时代即将到来。     

试从《后汉书》“引用文章”管窥东汉散文 对偶运用之艺术成就

《后汉书》引文的众多作者们大都喜用对偶辞格。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巨、艺术之精,在"前四史"引文中堪称佼佼者。为此,通过量化、比较、示例及赏析之法对其艺术性进行实证研究,将有助于人们相应探寻对偶艺术在东汉散文中的演绎轨迹,客观揭示《后汉书》引文作者在骈语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以期为《后汉书》自拟文字对偶艺术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同时为人们比照研究相关史籍对偶运用的艺术性,并由此或将为探求我国骈偶传统的形成以及华美骈文的孕育提供具有准确性及说服力的实证和结论。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东汉监军制度的嬗变及其原因试析

东汉监军制度从光武帝时的确立到殇帝时的转折,最后到灵帝中平时的瓦解,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监军者主监将领;第二阶段监督对象转变为主督州郡,此与地方兵权扩张关系密切;第三阶段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监军制度瓦解。其变化的原因有三:一是黄巾起义爆发面广,州郡仓促失据,多数地方朝廷尚无机会派遣监军;二是朝廷所招募镇压起义之兵的私家化,使监军失去国家军队的支撑;三是中郎将监军权力扩大及其军职化最终瓦解了监军制度。     

许慎、郑玄的五经总义类著作及其意义

因为文献传承的不一致与家法的分立,汉代经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同一部经典的不同解读。故而官方政权和学术领域,都有了统一异义的需求。许慎、郑玄两位大家又对五经异义展开论辩,并形成了《五经异义》、《驳许慎五经异义》两部文献。此外郑玄又有关于六经大义的综合性立论著作《六艺论》。这三部书是东汉时期五经总义类著作的重要文献,对了解这一种重要的经学著作的体例和东汉经学由专经向贯通的发展趋向,都有重要意义。     

易学与东汉政治初探

通过考察易学与东汉政治,本文认为易学对东汉政治的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义理之学成为东汉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所依据的重要理论;同时对东汉士大夫的政治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象数易学对东汉基本政治理念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影响,东汉以孝治天下与举孝廉制,即是源于象数易学理论;东汉士大夫运用象数易学理论,借灾异关说时君、批评弊政,以改良政治.     

儒士阶层的群体意识对于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东汉士人阶层的群体意识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士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东汉士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经世热情使得东汉政权可以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中继续存在。士人群体意识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使得士人能够制衡皇权,但也最终令二者分道扬镳,党锢之祸是二者决裂的标志。在党锢之祸中,士人受到打击,宦官进一步掌握大权,并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