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新动能:乡村产业振兴的联盟角色治理

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形成。因为代表乡村新动能的生产力,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本,都主要依靠城市校企联盟下乡,让先富起来的城市资本注入乡村,同新技术融合转化为乡村振兴新动能。所以,需要城乡“政校企社”按产业生态链和利益捆绑的内外机制,以契约方式形成纵横联盟的生态布局。根据战略生态位管理(SNM)理论,省市政府应为“新技术孵化-新兴产业-市场新品牌”逐级转化创设良好环境。为新技术代表提供恰当挂职岗位,让其依托特殊生存环境扮演好新技术推广者角色;县乡政府积极诱导城市校企下乡,扮演好中介和护航、联盟者角色;地方高校,则需要从技术创新孵化、新技术人才培训上,扮演好乡村振兴的新技术引领者角色;省市企业,从新技术转化为新产业上着力,发挥好引领乡村产业集群振兴的角色,助推城乡联盟创造出共同富裕的强大新动能。     

乡村治理逻辑下的民俗文化传播——以“春官说春”为例

“春官说春”是我国陇东乡村一种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也是农民在地化的文化实践。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试图回答以“春官说春”为代表的民俗活动蕴藏着的乡村文化治理逻辑。本文认为,“春官说春”是农民基于自身生产生活与文化娱乐的实际需要所进行的文化表达。当下,它不断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一方面推动了乡村集体娱乐的复归;另一方面,依托这一民俗文化,政府、村社、农民、社会团体等多重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文化实践,不仅传达了国家话语,也有效地连接了国家与农民,进而使乡村文化治理发挥出最大效能。     

党的群众路线历史演进与经验启示:乡村治理的视角

乡村治理是富于群众性的实践场域,也是考察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切口。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群众路线贯彻至引领乡村治理变迁的历史谱系中。一方面,历经探索形成、曲折发展、制度重塑及调适完善四个历史阶段,群众路线的乡土实践已日臻成熟,凝结为深厚党群关系的关键政治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保证内在结构的均衡配置、注重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水平以及切合社会保存的底蕴特征,群众路线的历史演进也积累了宝贵经验,成为党稳固执政根基的重要路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群众路线仍需因循时代任务与治理环境的变动而灵活调整,切实融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中。     

农村人力资本是否促进了乡村振兴？——基于双重异质性视角

本文运用SDM模型及熵值法等方法,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双重视角下,探究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从人力资本异质性来看,中、高级农村人力资本显著促进我国的乡村振兴,并且这种促进作用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从本地扩散到邻近地区,但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率更高,而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则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乡村振兴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2)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直接效应、总效应的促进效率排序为中部>东部>西部,而间接效应促进效率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高级农村人力资本促进乡村振兴直接效应在东部与中部显著,而间接效应只在东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与此相反,无论是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初级农村人力资本都抑制了乡村振兴发展,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只在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金融支持与乡村振兴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农村金融排斥、提高农户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同时也推动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升级,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从金融支持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进了农村信用平台建设,优化了农村金融供给模式,促进了乡村产业兴旺;从乡村治理模式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完善乡村治理环境,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升级网格化治理模式。当前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村民金融素养不高、金融支持体制不健全、村民参与治理积极性较低等因素限制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金融宣传教育,强化政府主导多方协同,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征信体系,建立"基层+数字"治理机制等对策建议。     

农村互助养老内在行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是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农村养老模式之一。在传统乡村文化“互帮互助”的理念下,以地缘、亲缘为主的乡村生活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提供了可能。农村互助养老的本质是“自助?互助”,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理论三个核心维度,对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内在行为逻辑、现实困境以及可能的实践优化路径进行探讨,提出未来互助养老模式可以在多元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供给体系、传统文化优势及提高老年人信任等方面不断发展完善。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长效发展提供了可行性的理论支撑以及路径优化措施,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长足发展。      

乡村振兴中教育帮扶的实践路径探析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乡村振兴全国积极推进。作为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教育起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筑牢乡村全面振兴基础的重要作用。文章基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规划,探讨乡村振兴理论的生成逻辑和发展脉络,并结合北京科技大学脱贫攻坚阶段的教育帮扶实践经验,研究教育在实现乡村振兴总体目标中的现实意义,探究教育对乡村振兴的内在推动力,旨在为新时期高校发挥教育作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通过教育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湖南省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与路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开为红色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提供了良好契机,而红色资源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基层治理、培育文明乡风、加强生态保护、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多维价值也日渐凸显。湖南省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和红色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富集的红色物质资源、深厚的红色精神内涵和优良的红色革命传统,在充分发掘红色资源的多维价值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需要在聚焦现实需求、采取有力措施、多层面精准发力的基础上,推动红色资源在“保护好”“管理好”的过程中顺利实现“利用好”的目标,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红色资源保育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双促,从而加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