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结构、代理成本与银行价值——基于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财务数据的实证分析

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经过5年多的银行公司治理实践,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公司治理效果究竟如何?在银行业公司治理过程中,资本结构这一核心是否发挥了积极的治理功效?采用2004-2006年间财务数据,对中小股份制银行资本结构与银行价值相互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1)资本充足率与银行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银行股权资本结构对银行价值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关系营销视角下的渠道冲突机理与规避研究

分销渠道畅通与否，直接影响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经营业绩。因此，正视分销渠道管理中的矛盾冲突，深入分析其特点及产生机制并对症下药，对企业的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另辟蹊径，从关系营销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战略

直到20世纪80年代,企业资本结构对产品市场竞争的影响才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结论: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债务水平的提高会使其在产品市场竞争中更为强硬,增强其竞争力;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事实上,企业的融资决策具有两种不同的间接效应:代理效应和策略效应.企业的融资决策在其代理效应和策略效应的平衡点达到最优.企业的融资决策与其产品市场策略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代理问题的性质、不确定性的来源及产品市场的特征等因素,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应该随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论建筑物区分所有制度中业主的利益冲突

随着《物权法》中"建筑物区分所有"制度的出台,小区业主自治得到进一步推进。但由于情况不同,业主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利益要求上的冲突。业主共有、管理权框架下,要保障小区正常运作,就必须深入研究这些冲突。本文基于实证调研和理论分析,对这些问题的表现和制度对策进行了浅要论述。     

“制止混淆”在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中的运用

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并由此引发的纠纷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学术界及实务界对其争论最大的就是混淆误认问题。制止混淆原则是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一项重要原则，以混淆作为商标与商号权利保护的评判标准，在解决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是否造成混淆作为确权依据，就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认定混淆的判断标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在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问题上，体现了制止混淆原则，但仍存在规定不明确、实践中操作不易等不足。需要借鉴国外相关做法，从确权环节开始制止混淆，并且有条件适用“在先权”，从而建立一种有效制止混淆、解决权利冲突的法律机制。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矛盾冲突

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文化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表现为全球化的体验与本土化的抗争、同质化的隐忧与文化安全意识的觉醒、文化结构的等级化与去中心化、文化价值的蔓延与冲突的普遍化等形式。     

非充分决定性论题与证伪主义

本文阐述了非充分决定性论题的舍义和类型,在此基础上.剖析了非充分决定性论题与证伪主义之间的一致与冲突,从而重新评价了证伪主义,考察了证伪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同时,又说明了非充分决定性论题的局限与不足之处.     

转型期农村家庭冲突原因与对策分析

社会转型迫使家庭必须同时进行转型。但家庭作为一种制度有其稳定性与制度惯性和惰性,因而急剧的社会转型必然造成家庭的内部冲突。转型期引起农村家庭冲突的具体原因有社会转型引发的农村家庭失范,农村家庭成员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和家庭角色转型的过渡性。因而对农村家庭冲突的对策应是着眼长期效应的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和社会进步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