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搁伦理学的政治学——霍布斯的实践哲学方法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的实践哲学都是针对多元善的伦理事实的某种反思,但两者的理论诉求不同。考虑到人类行动者善观念的多元性和相对性,亚里士多德追问的是:"属人的、就其自身而言的善是什么",他由此走上了伦理学道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探究以伦理学为基础。霍布斯关注的是这一事实的实践后果,即人际冲突;由此,他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解决冲突",霍布斯也就绕过伦理学,直接走上了政治学的道路。也就是说,相较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范式,霍布斯的政治学悬搁了伦理学基础。这一新的政治学方法不是中立的,它蕴涵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霍布斯创立这一新方法的更深层原因或许是其"目的论的宇宙论"观念的瓦解。     

适应与引领之间:教师职业的文化特征及其职业伦理上的后果

在历来的文化观念中,教师通常被定位为一种社会精英,这种定位迄今并没有本质变化.社会精英的定位意味着,教师被要求承担高于普通民众的伦理义务,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像后者那样只需遵循宽松的现实伦理,而需要践行严格的现实伦理标准甚至理想的伦理标准.但另一方面,他们与普通民众一样面临生存的压力,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生存的条件.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教师职业始终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由此在教师伦理上引起或加剧了若干后果.只有溯源到教师职业的文化特征这个层次,才能对教师伦理的许多问题有更科学的了解和理解,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大数据技术变革的伦理问题何以产生

大数据技术变革导致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时代必然有自己的新伦理问题。大数据时代是一个透明的时代,必然导致隐私无处藏躲;大数据意味着大价值,大数据利益相关者之间难免存在利益矛盾;大数据能够充分利用相关关系来预见未来,大数据意味着大预测,我们的未来可能会被大数据设计和选择;大数据时代实现量化一切,但是可能导致数据独裁;大数据作为一项综合技术也难免会产生一定的异化。     

编辑部吹风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3月初在京召开,聚焦“十四五”、共议新蓝图、汇聚正能量,意义重大,备受瞩目。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其中,政府工作报告涉台内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涉台战略部署,明确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的目标任务,体现了对台工作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战略定位。     

忠恕之道与市场经济的人文基础

从伦理道德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探讨中国市场经济具有的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角度。利用先秦儒家中关于人的道德行为规范的核心,即忠恕之道,可以说明社会范围内参与人在忠恕之道规范下所具有的交往倾向及其特点,正是这些交往行为规范构成了作为普遍道德要求的市场经济道德基础,而这样的交往行为形成的就是市场交易行为,反过来市场交易行为也必然要求有这些规范。这说明儒家伦理中的忠恕之道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是一致的,忠恕之道是一种合理可行的社会范围内符合市场经济交易要求的道德准则。     

人文精神与文化浙江——浙江省社会科学界第二届学术年会人文学科专场综述

2014年11月29日,以"人文精神与文化浙江"为主题,由浙江省社科联和浙江大学共同主办,浙江大学社科联、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承办,浙江省文学学会、浙江省历史学会、浙江省哲学学会、浙江省伦理学会、浙江省现代文学研究会、浙江省当代文学研究会、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等7家单位协办的浙江省社会科学界第二届学术年会人文学科专场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召开。省社科联巡视员何一峰、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出席会     

城市化的伦理逻辑：进程与走向*--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

伴随世界文明的生成与转换,城市与伦理历来相互关联、相互生产,城市-伦理生态具有多样性、非自足性、变迁性。当代城市化的深化使伦理与社会的关系,使这个世界的伦理图景与伦理生态,发生了重要改变。分化与纠缠、变化与固化、多样与单一等诸多矛盾表明,当代城市社会正在遭遇深刻的康德悖论式的伦理冲突。一方面,城市化的推进为伦理转换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任务;另一方面,伦理的自觉、现实推进,又将为城市化的规范化、合理化提供基础支撑。建构一种更具语境张力,更具包容性、现实性、此在性、有限主体性底蕴的城市伦理,着力推进"此在单元""此在空间"的伦理化,对城市社会的合理化、可持续具有基础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