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关于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的几个问题

现代化过程是土地增值的过程,但增值收益如何分配?农民作为集体所有者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农村土地)一直是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重点,作者认为必须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民得到合理的补偿.让农民合法、合理地享有土地权益,分享城市化的红利.     

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之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了我国的人口素质存量现状、各省时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净迁移率、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等与人均GDP的关系。使用了横截面回归和1990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面板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发现：其一,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发挥着重要效应,平均受教育年限对提高人均GDP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8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是个基本分界点：其二,区域间存在较大的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差异,有10个省市人力资本利用效率较高．其中90％集中在东部地带。其三。人口迁移对人均GDP即经济效率的提高有显著性影响。文章呼吁重视9年义务教育、鼓励人口自由迁移和充分把握我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人口问题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重要问题之一,特别是我国自200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越来越大。本文主要研究人口结构与经济转型的关系,在构建相关指标基础上,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对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当人口结构由红利型向老龄化转变时,这一过程将会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的服务化,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产业结构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基于边际生产力的实证检验

论文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东部省份作为二元经济理论中工业部门的代表,在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资本存量估计的基础上,应用边际生产力分析法,对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工业部门2010年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较2000有显著提高,推断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超越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除影响经济增长和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还会影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因此,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生率和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必要举措。     

农产品电商化过程中的红利分配与技能重组——以安溪茶叶产销模式转型为例

本文以福建省安溪县茶叶电商发展为案例，探讨了数字技术下沉乡村及运用到农业特色产业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技能重组及其带来的产业影响。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安溪茶叶产销呈现出农商一体和家业一体的格局，并广泛依赖亲属和乡缘网络维持生产及交易秩序。在电商模式下，茶区发生了农商分离、代际分化、人货分离等一系列基于技能重组的产业转型。电商化带来的一系列技能重组，是技术红利由小农户向大户和企业倾斜、老一辈向年轻一代转移的重要中介机制。在推动数字下乡及发展电商的过程中，需要更多关注数字技术与既有技能组合及社会结构的互动，以推动乡村产业朝着更加有序和良性的方向发展。     

移动社交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信息红利还是数字鸿沟？

知识溢出是提升人力资本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移动社交网络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打破了信息传递的时空限制，但目前关于其是否具有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仍十分缺乏。本文使用三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采集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家庭和社区面板数据，以金融知识为研究对象，利用社区是否创建微信群作为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与三重差分模型（DDD）实证考察微信群这一移动社交网络是否具有知识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社区建立微信群可使群内成员的金融知识水平显著提升约17.5%，且这一效应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群体中更为显著，这表明移动社交网络可通过知识溢出创造信息红利并缩小数字鸿沟。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移动社交网络既可通过其信息源渠道激励群成员学习，也可通过交流渠道促进群成员在互动交流中提高知识水平。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移动社交网络广泛普及的背景下，充分利用网络空间思想集聚产生的知识外溢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新动能。     

人口红利区域分布失衡与空间发展不平等：劳动力价值低估视角

“人口红利”应是劳动力数量这一“量”以及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统一。文章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主要构成及其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维度，估算出2006—2017年中国省际地区农民工在理论上需要实现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应得报酬与其实际所得工资之间的差额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发现这一人口红利不仅均值逐年增长，而且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目标地区人口红利增长能够显著扩大该地区的空间不平等，同时会通过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缩小邻居地区空间不平等，而邻居地区人口红利变动也将通过显著的负外生交互效应反作用于目标地区的空间不平等。由于间接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加之邻居地区的负外生交互效应，使得人口红利总体上具有缩小区域空间不平等的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尤为如此。文章的发现对于认识中国“人口红利”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区域经济平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轨迹与转变模式：国际比较与中国特色

将三段式年龄结构表示为三角图中的点，则其时序轨迹可以表达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过程。通过分类梳理世界各国(地区)及中国各省份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化模式，并预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长期均衡位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演化具有充分的“各态历经性”,可称为“年龄结构转变”,其基本路径是：从多子化的年轻型人口出发，经历少子红利化、转折和负债老龄化3个阶段到达少子-高龄型人口的长期均衡位置。发达国家(地区)已处于第三阶段中期，发展中国家(地区)多处于第一阶段中后期，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地区)还处于转变初期，甚至还在起点徘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于2010年经过红利拐点进入第三阶段，加速赶上发达国家(地区)的转变进程。预测结果显示，2100年中国人口的均衡年龄结构为少儿占15%、劳动力占55%、老年人占30%,世界各国(地区)也会向这一方位聚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