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友道观及其现代意义

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思想宝库中,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中华文化的特质和成就等,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本文是从儒学思想所涉及的众多领域中,选择友道观这一主题,来展示儒学的精深、璀璨和蓬勃的生命力。文中将儒家友道观条分为六个方面来阐述,即：尚友道、主诚笃、守信用、贵诤规、讲宽容、重恒久。随着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我们应汲取儒家友道观中的精华,剔除其中糟粕,使传统的友道观在现代生活中焕发光彩     

大庆精神的主要内涵——《话说大庆精神》之十三

以诚求信的精神,是大庆精神的一个重要精神分支,也是大庆精神的主要内涵之一,使大庆精神既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精髓,又富集了现代高度文明之精华,更注入了科学实践之灵魂,成为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成功之源。     

法显与弥勒信仰

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印度求法取经的高僧,其唯一的著作《法显传》是研究5世纪初印度社会最真实的记载。通过法显对当时印度弥勒信仰流布的记载,及其从印度带回的龙华图,以及法显和信受弥勒信仰的中印僧人的交往,可以了解5世纪中印弥勒信仰以及法显本人的弥勒信仰状况。     

从文献看河源信仰的特征

河源信仰植根于黄河文化,与古代的水崇拜、河神信仰相关联。河源信仰是在万物有灵观念基础上产生的昆仑崇拜、昆仑仙乡信仰的综合文化,是昆仑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从历史文献记载分析河源信仰特征,认为"河出昆仑"之说影响深远,河源信仰与昆仑信仰密不可分;历代人们追寻河源昆仑是一次精神长旅,却也最终探明了河源之所出,显示了国人务实进取的理性精神;在河源信仰中始终体现了"国家在场"。     

中国传统司法“官无悔判”之辨证——兼论清代地方司法治理实践中的“信谳”追求

学界多有学者将我国传统司法文化概括为“官无悔判”,而对于“官无悔判”的解读大多持批判的态度。“官无悔判”的定论与解读是值得商榷的。在清代以“信谳”为追求的地方司法治理实践中,官有悔判是普遍存在的客观史实,且主要表现为审断过误的改正,其中既有地方官的自行改正,也有依托于案件覆审程序的上司驳正。官有悔判的形成,一方面肇始于审断官吏们过而能改的内在约束,另一方面发轫于各级衙门间审断有责的外在规制。对于“官无悔判”的解读,不应仅仅局限于偏执回护、拒不改正错案的一面,在考察清代地方官追求“信谳”理念的过程中,也应关注到“一成不变,君子尽心”之义,以及俗语“官无悔笔,罪不重科”背后所呈现的据实详审的精神,其中也彰显了古人对听讼处断既判力与稳定性的维护。     

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湄洲妈祖信俗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宝贵结晶和财富,然而由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处于起步阶段,加上现代化和社会化的进程的加快,作为"弱势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些甚至濒临消失。文章以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湄洲妈祖信俗为例,在总结妈祖信俗的内涵、特征和价值的基础上,阐述妈祖信俗保护和传承困境,同时提出了针对妈祖信俗的开发性旅游保护模式。     

翻译环境对《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两个英译本差异的影响

本文运用环境翻译理论分析了决定《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两个英译本表面差异的深层次翻译环境因素,探讨了译文是译者向其所处的翻译环境积极"妥协"的产物,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其立场必然受到翻译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成功的译者必须适应翻译环境,被环境所接受,根据翻译环境调整翻译态度,确立自己的翻译立场。判断一篇译文的好坏不应该仅仅采取孰好孰坏的态度而应根据翻译环境所赋予其的使命及目的采取综合全面的态度。     

宗教研究的"科学范式"与"信教"行为的经验研究——以两个"信众群体"为个案

宗教的"科学研究范式",是近一、二十年以来兴起于美国并为世界宗教学界所瞩目的新的研究范式.该范式由一整套容纳了不同理论立场的技术与方法体系所组成,其特点是从实证出发,运用分析与归纳的方法解释宗教现象以及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目前,我国学界对宗教的研究大多还在沿用旧有的"人文研究范式",虽然近年来不乏有学者尝试新范式的研究,但成果相对甚少.本文尝试运用该范式的宗教市场及相关理论验证和解释个案研究的共性问题,同时,通过对中国两个"信众群体" "信教行为"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委身强度的相关性理论" 研究,尝试与大样本量研究所形成的"宗教科学研究范式"理论对话,探讨和反思这种研究范式对中国宗教研究的有效性及个案研究与普遍性探求之间的关系.     

跨越信息不对称的陷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信息维度

信息具有分散性、多样性和可变性,也是不均衡分布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从主体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差异化的信息处境,成为分析社会行动及其策略的工具。不仅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国家治理领域也存在着普遍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具体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外部和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国家也经常是信息不对称的弱势方,受到信息短缺或偏差等问题的困扰。国家通过集中化的信息普查和分散化的摸清底数等途径来采集信息,目的都是要系统性地获得有关社会事实的信息,破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事实塑造了信息短缺的焦虑、搜索信息的冲动、完备信息的想象以及信息保密的本能等扭曲效应,构成了国家信息化活动的基本底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正视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影响,重构和优化国家治理的信息机制,着力跨越信息不对称的陷阱,最终提升国家治理的准确性、适应性和有效性。     

“缘情结信”：重建医患信任的情感社会学路径

现代医患关系主要结成于陌生的医患之间。情感交流对这一情境下的医患信任的作用,已因医学知识的生物学化和医疗活动的职业化进程而隐退,使得现代医患信任主要体现为患者对医疗制度的信任和对医务人员的客观资质与医疗能力的认知信任,而非发自内心的情感信任。这在事实上蚕食了医患信任的社会根基。重视“缘情结信”的信任模式,使医方情感支持在医学教育和医学执业的层面得到制度性的认可,使医患信任重新得到情感信任的浸润与维系,是重建当下脆弱的医患信任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