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遗忘权的本土化移植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公民的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极易遭受滥用和侵害。以达成数据主体对于个人信息的主动自决意愿为内驱动力的被遗忘权，欧美发达国家因符合其政治需求和价值主张而广泛确立。虽然被遗忘权权利本质亦与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相契合，且国内的立法司法实践也为其培育了移植基础，但被遗忘权在我国的本土化移植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如信息技术瓶颈、商业风险增加、现有制度衔接低效等。从厘清被遗忘权基本概念、建立专门信息保护机构、构建商业化个人信息储存及使用机制、明确被遗忘权救济渠道与规则以及升级信息保护技术等方面为切入点，寻求被遗忘权本土化移植的解决思路。     

权利指向抑或利益指向:纠纷解决机制生成的另一维度

传统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两分模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权利指向和利益指向两分模式可以揭示纠纷本质.权利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分配作为纠纷解决的基础,比如诉讼、早期中立评估制度;利益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则以利益分配作为纠纷解决基础,比如调解制度.不应将权利与利益不同指向的纠纷解决机制发展成双跨不同指向的"全能明星",制度异化将导致"当判不判"、早期中立评估制度的中立人为促进和解而导致评估失实、以判压调等弊端;理应将颠覆纠纷解决机制本质的因素去除,并应同时做好制度之间的衔接;不应只用单一的调解率来评价纠纷解决机制,而应采用多元化的科学评价体系.     

法治文化论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

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法治文化需直面独具个性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存在区别与联系。一方面,就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而言,它以少数民族的文化为背景,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内容。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亟需纳入法治轨道,增强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实效。尽管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间存在张力,但二则均体现"人本"价值,显现出"人化"与"化人"之特征。为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建设,应采用"循序渐进式"、扩大"少数民族的有效参与"、健全中立的"法治文化评估"机制等,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的良性互动。     

生态法价值的理想化祛魅与利益观人魅

法律承认对自然生态利益的保护，但不是以一种简单直白的方式表现，而要通过人的传统法律权利作为间质，转化为人的利益加以规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态法的根本价值在于对人的自由与理性的弘扬。     

论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产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权利束”，是交易制度的基础。不能把产权局限于所有权上，也不能把产权改革等同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经过１６年改革，产权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当前进行新一轮的产权结构创新，是使国有企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而公司制改造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核心。影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效果的两大问题，一为国家与国有股产权代表的关系，二为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产权结构的改革。     

国际NGO纵队:以爱心的名义云集

1986年,云南瑞丽在吸毒人群中发现了我国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之后的官方报告中,云南的艾滋病报告数一直居于国内前列。面对艾滋病恐慌,云南不是讳疾忌医,而是打破沉默,向艾滋病宣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中,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不容忽视。因为聚集了众多国际NGO,云南省城昆明甚至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NGO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