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胡适——同行不同道的政学人生

冯友兰与胡适是现代中国哲坛一对相映成趣的人物。冯原是胡的弟子,但成为同行之后,二者逐步交恶。抗战前,二者在中哲史研究中已形成了明显的对峙。就思想史上的意义言,胡远胜于冯;但在具体的哲学问题的阐释上,冯则更胜一筹。抗战爆发后,二人政治倾向的差异日渐公开化,并分别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总体而言,冯是相对专业的经院派学人,胡是富有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冯有着传统儒生的＂为帝王师＂的传习;胡虽与国民党决策层深有渊源,但始终未改其追求民主自由的现代意识,这或许更吻合于现代国际的发展潮流。冯的知识结构颇有现代质素,但信仰和价值取向则较为传统,而胡是一个新派的知识分子,是思想界一个温和的＂革命者＂。情势变迁,二人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但其文化人格的转型非常困难。尽管他们在知识界都是深有根基的大佬,然对于强势的政治权威而言,他们都是弱势者,在具体的现实环境中也都面临各自的困难。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在现代民国知识界具有普遍性;他们中晚年的人生际遇,在上世纪中国,也不无典型性。     

我的哲学人生

我的哲学人生,经历了三个时代和两次大转折。第一个时代是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28岁,这28年的时间基本上算得是我求学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最值得讲述的是1941—1946年在西南联大念书的那一段。一年级我念的是经济系。     

冯友兰“天地境界”说对生态伦理学的意义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新原人>中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中天地境界为最高境界,它是"知天"、"事天"、"乐天"、"同天"的统一.这一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学观点有许多相契合之处.从认识角度说,这种境界体现了与西方理性主义倡导的二元对立所不同的系统思维;从实践角度说,它倡导限制人的物质欲望,提升精神人格;从审美角度说,人把自然作为审美对象,通过"移情"把自然纳入到道德关怀的范围,使自然与人和谐共处.     

论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体系

冯友兰运用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宋明理学。他通过对实际与真际，理与气，道体与乾元，太极与无极等范畴的分析提出了共相与殊相的理论，建立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他对实际与真际、理与气范畴的分析中，强调逻辑的先在性，这虽然有“理在事先”的偏颇，但是他对理学范畴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在哲学方法上他认为有正负两种方法，正的方法是逻辑的方法，负的方法是直觉的方法，他主张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他的哲学的落脚点是解决人生的觉解和精神境界问题。冯友兰哲学开辟了中西哲学融通的道路，代表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从冯友兰到张岱年

在近代西方文明处于强势的情况下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首先还是要通过中西哲学相似性的比照来解决。在这种比照中 ,张岱年从三个方面超越了冯友兰 :1、在内容上 ,张岱年不再要求哲学家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的各个方面。 2、在形式上 ,张岱年把注意力从哲学的形式系统转移到了其范畴和命题上。 3、在方法上 ,张岱年把辩证法、实践、“为学之方”纳入到了哲学方法论框架中。笔者认为 ,张岱年对冯友兰这三个方面的超越 ,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     

直觉主义的方法与形而上学“正的方法”

对中国哲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冯友兰,提出形而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本文作者从分析两种方法的内涵入手,分别阐述它们的实质涵义,并重点进行评析,从而提出我们应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角度正确对待这两种方法.     

反思之反思--论冯友兰的哲学观

冯友兰从反思的角度规范哲学,阐释了哲学的内容、特征、功能、方法,并通过对哲学与科学、哲学与道德、哲学与宗教、哲学与艺术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哲学的文化地位。冯友兰的哲学观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哲学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实证方法与民国学术

实证方法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领域渗透的结果 ,是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主体方法。可证实性原则是实证方法的核心。经由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的介绍 ,这一方法在民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传播 ,影响及于每一学人。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在此一方法的基础上吞吐中西、融会创新 ,构建起各富特色的学术体系。经过实证方法的洗礼 ,传统思维方式获得了改造 ,科学思想与方法深入人心 ,民国学术也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冯友兰对“仁”的诠释及其西学元素

冯友兰对“仁”的诠释主要有三种方式：起初受新实在论影响以“新实在论”解释“仁”，解放后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以“阶级观点”分析“仁”，新时期以“辩证观点”阐述“仁”。这三种方式对仁的理解虽然各有特点，但又共同体现了冯先生深受西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