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百年《尚书》"文"字考及其意义

清代、民国与现代学者在前后百余年间对《尚书》中"文"字的考证研究,首先由若干学者不约而同地独立提出,而后又经历数代学者持续递进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在论证的精确性上、在所关联学术背景的重要性上、在"小题大做"的选题范式上、在数代一流学者持续递进的研究范式上,都有典范的意义.     

战国简帛文献语法研究综述

文章回顾了战国简帛文献的语法研究概况,综述了前人对战固简帛词类和句法研究的成果,对研究方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做了说明.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

中国古代的数术文化是在阴阳五行理论的框架下中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体系，其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举凡天文、历谱、蓍龟、五行等等，无不可以纳入其中。     

“慎独”本义新证

“慎独”说在儒学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但从郑玄、孔颖达、朱熹以至王栋、郝懿行、王念孙,其解释莫衷一是,近年来由于出土资料的发现更引发了新的争议。本文在王栋、刘宗周、王念孙、凌廷堪、梁涛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郑玄以来解“慎独”为“谨慎独处”是错误的,而王念孙以及令人据筒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亦不可信。传世文献与出土筒帛中的“慎独”,其“慎”宇只能以本义“珍重”为解。     

《左传》“荆尸”考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左传》中两例“荆尸”的内涵逐渐成为楚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曾宪通、于豪亮等学者根据新出土文献将其解为楚月名,但不少学者持异议,并提出多种新的看法。结合前人的研究,并仔细考察上下文可知:庄公四年“荆尸”应解为举行某种祭祀,与清华简《楚居》“夜而内(入)■”的“■”有密切关系;宣公十二年“荆尸”应解作月名,传文本身包含了表明“荆尸”是时间状语的关键证据。这一案例告诉我们,要充分重视利用出土材料解读传世文献的复杂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试论六朝铭文石刻的书体演变

本文根据建国以来出土的考古实物材料,结合文献资料和学界的研究成果,对六朝铭文石刻的书体演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总结出了石刻铭文书法的演变规律,即孙吴、东晋前期为旧体书法阶段,东晋中后期、南朝前期为过渡体书法阶段,南朝中后期为新体书法阶段,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六朝书法的发展状况和所取得的成就.     

宝鸡地区出土青铜器简介 宰兽簋（西周中期）

1997年7月陕西省扶风县段家乡大同村出土，现藏宝鸡市周原博物馆。     

宝鸡地区出土青铜器简介 伯■饮壶(西周中期)

1975年3月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西周墓出土,现藏扶风县博物馆。该器通高14.5厘米,口径11厘米,腹深12厘米。器体下部椭方,圆口外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