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的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就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恐怖主义犯罪,其在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存在和活动方式、侵害法益等方面都存在自身特点。基于这些特点,我国传统的"两少一宽"的民族刑事政策不宜作为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预防和惩治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必须贯彻"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坚持"严防严打、‘严’字当头"的基本方针,"‘理性’反恐、依法办事"的基本原则,"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的基本方法。将"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展开到预防和惩治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全过程,形成预防和惩治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社会政策,从而确立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     

论我国刑事禁止令之适用原则

刑事禁止令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设的一项制度。由于立法未界定刑事禁止令的适用原则。因而，确立刑事禁止令的适用原则，是摆正我们面前的崭新课题。结合刑事禁止令的形式依据和内在依据的角度来看，都要求刑事禁止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遵守必要性原则、关联性原则、针对性原则以及均衡性原则。唯此，才能为具体的刑事禁止令司法活动提供着方向性的引导。     

被害人责任及其法定化

长久以来,被害人都处在被刑法所忽视的地位,由此带来的弊端是易忽略被害人的责任,而让犯罪人承担犯罪的全部责任。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被害人责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将被害人责任法定化意义重大,我国应参考外国立法例,将被害人责任列入刑法。     

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现状及完善

环境刑事立法是生态环境安全综合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理念,还会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引和预测作用。环境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类型,是社会工业化的必然产物,也必将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消失。因此,加强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通过对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现状进行详尽分析,在比较和借鉴其他国家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关系简论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宏观关系体现为刑事政策应纳入刑法体系之内,刑事政策通过危害性概念这一"连结点"被导入刑法解释中。刑事政策属于论理解释之"理",符合刑事政策之理才能体现立法的精神,因此刑事政策应成为检验各种解释方法的最后标准;实质解释与刑事政策的价值内涵相一致,以形式解释为基础,再进行实质解释符合法治国的发展态势。在我国现阶段,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用语的"射程"范围,语词的扩张与限缩都离不开不同时期刑事政策的指导。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制度构建——以制度价值为向导

刑事和解是西方司法实践的一项创举。而一个制度能否为另一社会环境下广大群众所接受、能否带来预期效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规定是否合理，其中制度具备经济性与否就是其最有力的评判标准之一。 因此，本文从跟踪刑事和解制度发展状况、探讨刑事和解制度理论依据出发，以分析刑事和解的经济性价值为重点，最终探索刑事和解的可实施方案，寻求刑事和解制度合理的构架及其潜在价值。     

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的构建--以分析现有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的阻碍因素为切入点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现有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存在一些阻碍因素，不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联合打击跨国洗钱犯罪。中国与东盟应当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排除政治分歧，减少各种对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的阻碍和干扰的因素，共建自由贸易区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机制：全面完善刑事司法协助双边条约内容；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有效实施；设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反洗钱机构，制定自由贸易区反洗钱建议。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老年人权益保护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部分特殊人群提供了特殊保障,包括身心发育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和生理上存在缺陷的盲、聋、哑人等.但是,作为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同样需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给予特别关爱,以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共建和谐社会.     

侦查阶段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对策思考

刑事冤假错案源头来自于侦查阶段,侦查阶段办案理念滞后、证据收集环节的疏漏及错误、侦查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等都是冤假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完善,以切实加强侦查阶段刑事冤假错案的防控措施。     

从革命法制到现代法治——建国初期禁毒法制的历史审视与现实观照

建国初期的禁毒运动,在彻底禁绝鸦片烟毒的同时,也初步构建了新中国禁毒法制框架。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革命法制虽然有助于高效彻底地肃清毒品,但是也直接影响和支配着禁毒工作的纵深推进,给当代禁毒法治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为:禁绝毒品目标的提出、运动式禁毒会战的启动、指标化考核方式的盛行、斗争化戒毒理念的形成等。面对日趋复杂的毒情形势,我们不能希冀简单复制疾风骤雨和群众运动式的治理模式,只有将禁毒工作真正纳入法治化、科学化、理性化的轨道,才能有效治理毒品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社会危害。